美國靠什么“扶起”摔倒的老人

　　10月5日是九九重陽節(jié)。1989年以后，中國把這個秋高氣爽、登高望遠的一天，定為老人節(jié)。可是，重陽臨近，卻看到有關老人救助的困擾話題，越來越多。這些話題其實很早開始，并且催生了衛(wèi)生部《老年人跌倒干預指南》等一系列技術指南。它引發(fā)更多議論，有人認為，本來引發(fā)關注的就不是技術問題。我感覺，許多不同層面的問題糾葛在一起，亂麻一團。

　　1教育：立即補上急救課

　　未來的社會健康，就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美國堅持對一個個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一步步地培育，就形成今天社會急救的普及。

　　談救助技術，也要問技術怎么得到。傷害救助，確實只靠道德是不夠的，還需要最起碼的救助技術。救助不恰當和救助不及時，同樣危險而致命。例如美國的跌倒救護，專業(yè)人員來，只要判斷有一點點頸椎受傷的可能，就會先固定頸部，以防可能的截癱。假如沒有救助技術，很可能動比不動更糟，這是醫(yī)生都知道、也應該普及到每個人的常識。

　　很多國家的教育法律規(guī)定，成年前必須掌握基本急救知識，美國也不例外。美國幼兒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兒童對危險的認知和規(guī)避：不要輕易成為他人的急救對象；小學就進入對他人急救的教育，除簡單包扎，還有專家作出細節(jié)指導，例如，如何在求救電話中說明所有必要信息；到中學階段，已經正式學習外傷急救、心肺復蘇和心臟除顫等。

　　急救是一門必修課，必須考試，合格可以拿到急救資格證書。在這樣普遍教育的基礎上，出事就不怕遇不到有資格的人。相反，沒有資格證書的人做某些需要技術的急救，在美國是違法的。

　　技術教育也同時兼顧了道德，它并非簡單的技術指導，它有大量操練，就是把“沖上去救助”訓練成人的本能。遇到緊急情況，受過訓的人不但不會怕、不會手足無措，還會像醫(yī)生護士一樣，把上前判斷情況和做出處理，認定為自己的本分。

　　在一些中國的救助案例中，大家感慨：老人倒下，很多人怎么只圍觀而不施援手，反倒會有外國人上前施救。

　　其實，它反映的是雙方教育的本質差別。中國幾十年沒有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以人為本教育。沒有首先顧及青少年自我保護、顧及未來在社會上的個人生存能力和心理健康、顧及他們個人如何與社會接軌，如何得到自助和相互救助能力？

　　未來的社會健康，就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美國堅持對一個個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一步步地培育，就形成今天社會急救的普及。所以，衛(wèi)生部出臺急救指南，固然是好事。可是，救助行為涉及類似醫(yī)生護士的操作，需要長期反復的專業(yè)實戰(zhàn)訓練，閱讀是遠遠不夠。

　　中國現(xiàn)在已經形成急救空白，不僅對學校教育應該有相關立法，亡羊補牢，社會也應該立即建立成人救助訓練機構，作為對當下社會空缺的填補。

　　2保障：個案后的制度安排

　　個人傷害、急救，看上去是一些簡單個案，其實牽涉背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避免“沒錢治傷”引出誣陷他人的下下策。

　　除了教育制度安排，還有社會救助網絡的布局。路人急救畢竟是臨時處理，關鍵還是盡早招來專業(yè)救護和送醫(yī)。美國無論城鄉(xiāng)，基本都在專業(yè)救護網絡之中，打救助電話叫來救護車的速度很快。不過，這種布局也是逐漸鋪開的。

　　我家在農區(qū)，一切都慢一拍，剛搬來時不熟悉，以為全美急救電話早已布局完成，遇到家人需要急救，打過去才發(fā)現(xiàn)911急救電話還沒延伸到我家，所幸一定距離內都有救護車站。直到幾年后，急救網絡才延伸過來。

　　美國在專業(yè)急救點沒有延伸到的農村，一些地方政府機構如警察、消防等，都經訓練兼職急救和協(xié)助送醫(yī)。在中國，救助網點的布置，其實也可以通過立法迅速推行。

　　另一個社會救助的構架，是法律對公共場所的各種安全規(guī)范，盡可能把意外事故降到最低。很多老人受傷來自公共場所建筑、道路等的不安全。有了法律，受傷害者也有了起訴責任者的依據。

　　幾年前，美國新澤西州就有一起對華人的傷害賠償。

　　事故發(fā)生在2006年新澤西州的蒙哥馬利市，從華東理工大學退休的沈先生，在來美探親期間，經常搭乘屬市政府運送老年人的公車。有一次，下車時因殘障升降機損壞，一名93歲坐輪椅的老人無法順利下車。升降機已經壞了一段時間，期間都是由同車老人自發(fā)協(xié)助輪椅上下車，那天，71歲的沈教授也和同車老人一起上前協(xié)助，而駕駛員卻坐在駕駛座上沒動。

　　不料，在過程中，沈先生跌倒在水泥地上，頸椎兩處骨折，造成高位截癱，三個月后選擇了回國。2008年，他雖是居住在中國的中國公民，仍委托美國律師向法院起訴了蒙哥馬利市的市政府：老人專車沒有配備適當設備協(xié)助殘障者，壞設備拖延修理，沒有配備受過專門訓練的駕駛員，駕駛員沒有盡職協(xié)助，市政府忽略公共安全，違反了美國《殘障者法案》。

　　按美國法律，市政府看到自己顯然要敗訴，就達成庭外和解，同意向沈先生支付360萬美元的賠償，由政府投傷害保險的兩個保險公司共同承擔。美國的安全規(guī)范覆蓋一切公共場所，政府和商家皆在其內。對公共場所廣泛的傷害保險，也使得萬一發(fā)生事故時，賠償有保障。

　　由此可以看到，個人傷害、急救，看上去是一些簡單個案，其實牽涉背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著名的南京“徐壽蘭訴彭宇案”，據《三聯(lián)生活周刊》報道，66歲的徐壽蘭是在醫(yī)院看到將要支付龐大醫(yī)療費用，才轉而指稱彭宇是撞她的肇事者。

　　假設這是事實，這也涉及了背后的老人的醫(yī)療保險問題。美國曾是出了名的非全民醫(yī)療保險國家，也就是容許一些人選擇不購買醫(yī)療保險。現(xiàn)在的全民保險也還在爭議和司法挑戰(zhàn)中。但是，即便沒有全民醫(yī)保時，美國的老人和低收入人群，也一直都在政府提供的醫(yī)療保險庇護下。

　　同時，任何急診急救都不能因病人無法支付而不救。先把“徐壽蘭訴彭宇案”這類案例的法律道德問題放在一邊，看政府對老人的醫(yī)療支持是否盡到責任，看我們有沒有“急癥沒錢也必須先救”的法律，看這樣的法律是否事實執(zhí)行，也可以避免“沒錢治傷”引出誣陷他人的下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