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標準不能因人而異

　　陸某，江蘇省新沂市人，在2000年7月底，伙同他人入室搶劫，以木棍毆打和言語威脅他人，僅僅搶得1元錢，并為躲避法律制裁而潛逃，一逃11年，終于在今年6月落網。10月9日，記者獲悉，陸某被新沂市法院一審以搶劫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0年。法官強調，這是“鑒于其在庭審中自愿認罪，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法官所說，確是事實。刑法第263條明文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有入戶搶劫情形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處陸某以10年的起刑，當然是“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本案例，在兩個關健點上引人注目：

　　一，陸某等人之行為是否構成搶劫罪，由行為本身決定，而不由具體的搶劫金額決定。但凡陸某等人之行為構成搶劫罪，便應給予處罰。在此基礎上，作案手段的惡劣程度，搶得金額的多少，以及認罪態度等等，決定了具體處罰尺度嚴重到何種程度。

　　二，在具體處罰尺度上，因為有入戶搶劫情形，條文直接將起刑從3年跳到10年，至于對陸某之危害性相對較小的行為，也必須依法處以至少10年有期徒刑，是否量刑過重？確實值得商榷。

　　兩相綜合，便是處罰尺度與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程度掛鉤，不刻意寬縱特定群體或個人的特定行為，也飽含善意，盡可能給任何群體以及個人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其實是國際慣例。與之相同，公權性質的紀律處分尺度也應該與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程度掛鉤。

　　本案例中，陸某等人實施了搶劫行為，盡管只搶得1元錢，也構成搶劫罪，受與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程度相應的處罰。同理，貪污、糜費等公權性質行為，一經構成，無論貪污、糜費幾億或幾千萬，還是幾十元、幾元，或者因種種原因導致，實際沒貪污、糜費到1分錢，也違法或違規，應受與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程度相應的處罰或處分。

　　現實卻不是這樣的。現實是，但凡不與公權力、公權人物掛鉤，處罰、處分基本與行為本身掛鉤；但凡與公權力、公權人物掛鉤，則處罰、處分就不與行為本身掛鉤，而只是與行為后果掛鉤。譬如，明明貪污了，但只要額度不滿5000元，就不以貪污罪論處。循此荒誕邏輯，搶劫金額不至少滿5000元，就不能認定為搶劫罪。尤為可怕的是，這樣處罰、處分不與行為本身掛鉤，衍生出灰色交易空間，通過退賠或人為縮小違法、違紀金額，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庇過關。法的標準竟因人而異，結果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竊國者侯，竊鉤者誅”，自然不能令人心服。

　　對陸某的一審判決，看網絡留言，不能為網友信服，原因所在，不主要在于入室并暴力搶劫行為本身不惡劣，也不主要因為在具體處罰尺度上有可商榷之處，而主要因為法的標準因群體、因人而異，實際形成對公權力以及公權人物的包庇，以及相對而言的對其他人群的苛待，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