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信不立，業無信難興，政無信必頹。孟子論政，將“誠信”列在“足食、精兵”之前，作為治國之本；西方政治學理論“塔西佗陷阱”說：“當一個政府或部門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古今中外，公信力作為政府的立身之本，備受重視。
政府公信力，是最廣泛的社會認同和互信，在現象上往往表現為干部與群眾之間的人際誠信，在本質上則表現于社會運行和治理過程中公權力對制度、法律的遵循。曾經，百姓信賴干部，是因為干部與老百姓打成了一片。然而時下，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干群之間橫亙著有形無形的信任鴻溝，被PS的官員“懸浮照”，不時曝出的官員學歷、履歷、年齡作假，抽“天價煙”，戴“豪華表”等等，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公信力既來源于公務員的以身作則，也有賴于公務活動的公開透明。然而，一些地方或部門在應對群體事件、突發事件上的欲蓋彌彰、指鹿為馬，讓公眾對政府產生了懷疑和指責。“躲貓貓死”、“試探性自殺”等事件的背后，是當地政府部門的回應失當、進退失據。事實證明，不及時滿足群眾的正當訴求，不積極關注群眾的切身利益，出了問題總是習慣性地想瞞住、捂住、拖住，就會有“不明真相”的群眾，就會有百姓言論的“堰塞湖”，并最終陷入“兩頭不討好”的“信任困境”：處理得好和處理得不好一樣會受到批評，說真話和說假話一樣會被質疑。
同樣，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忽視民意，罔顧民意，歪曲民意，也會導致公信力的流失。無論是量體裁衣的“蘿卜招聘”、與民爭利的“釣魚執法”，還是勞民傷財的野蠻拆遷、暗箱操作的政府采購，都是罔顧民意的表現，都將部門利益或少數人的利益，凌駕于群眾利益、公共利益之上。這樣的行為雖然只發生在個別地方或部門，卻嚴重挫傷了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誠信社會的基石，對公民互信起著帶頭示范作用。政府部門的失信影響著政令的暢通，導致政策執行力大打折扣、社會運行成本大大增加。建立誠信社會，政府必須帶頭作表率，一方面確保制度的執行力，另一方面以透明度提升公信度。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同理，令行禁止，政府誠信不樹自立；有令不行，政府誠信也就成了一紙空文。而“民以吏為師”，政府不誠信，又有何權利要求公民誠信？
政務公開、信息透明是取信于民之道。老百姓之所以成為“老不信”，原因即在于政務信息不公開、權力運用不透明。因此，主動及時公開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既是尊重百姓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需要，也是在為政府公信力“打樁穩基”。破除干群之間、百姓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鴻溝，就必須構建政府誠信的“道德圍墻”，把政務放進“玻璃缸”，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