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從“舉重若輕”到“舉輕若重”

　　對于鄧小平，周恩來總理當年有一個很有味道的評價：“舉重若輕”。偉人就是偉人，目光如炬，一語中的。

　　確實，作為隨后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舉重若輕的領導風范表達得淋漓盡致，特別是他在20年前的南方談話，信步閑談間指點出了中國改革的大方向，繪就了中國改革的大藍圖。南方談話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念都已成為今日中國改革的實踐。

　　但是，伴隨中國改革巨大成功的是不容回避的問題，數十年來中國改革進程中一系列的代價、苦果、病癥，讓人不能不對今天的現實產生困惑，畢竟很多問題都是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滋長的。

　　筆者認為，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提出的改革理念，如：市場不過是一種手段，資本主義能用，社會主義也能用；發展總是不平衡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大家共同富裕何樂而不為；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不要把事情搞復雜了，等等。這些改革理念確立的改革大方向一點錯也沒有，過去沒有錯，現在也沒有錯。鄧小平設計的改革大方向不容否定。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與突破口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與突破口，也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強調的要點之一。說實話，在現代社會，這樣的觀點是很少有人敢公開宣稱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觀結果確實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其政策主張絕對不敢如此地公開透明。西方社會最常用的借口是說由于市場競爭才導致了財富集中，而政策出發點則始終著眼于所謂“平等”，從來不是偏心的。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在搞社會主義的背景下，它被提出來之后，不僅沒有招致大家的質疑反而一片擁戴之聲。

　　為什么？兩個緣由：其一在中國社會深厚的文化傳統影響下，先富帶后富是一件當然的事情。一個家庭由于財力物力有限，把全家僅有的可憐的一點資源和條件先集中到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個人身上，讓他富裕起來、發達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來了，大家就都有盼頭了。既然在家庭里可以這樣，擴展到國家又會有什么不一樣的？中國社會“國家”這個詞的構成就意味著“國”是以“家”為基礎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其二，源于中國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國社會的體制決定了政府的權力如此集中強大，政府號召要求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后富的人豈不是小事一樁？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時候怎么可能不幫助人民富裕？

　　可事情的演變卻不像大家預想的那樣發展。一部分人是富起來了，而且還富得不一般，我們不用羅列什么數據，僅就中國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大國和一些中國游客在海外的瘋狂豪舉，這些細節就可透露出富裕的規模、成色和檔次。但共富卻好像遙遙無期。現在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一聽到有人說“共同富裕”，就扣平均主義的帽子，就嚇唬說大家不要走回頭路，甚至還找理論根據——所謂有差距才有效率，如果搞平均大家就都不干了，社會還怎么發展？又所謂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你中國社會還要不要搞法治了？

　　為什么一些人先富了不愿意帶后富呢？因為中國社會在改革的過程中社會文化也在改變。經過數十年的改革，中國人已是現代政治文明意義上的“公民”， 中國人之間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聯系中國人之間的紐帶不再是家族情感與宗法，而變成利益與規則。親兄弟還要明算賬呢，我這個先富起來的公民憑什么要對其他“不思進取”的公民負有責任？這一變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情理合法性基礎。

　　那么，為什么又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少數官員在推進共富方面缺少大作為呢？一方面市場化的改革讓一些官員不再像自己想象中的計劃經濟背景下那樣有力量，市場的掣肘、法治的約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擔當很難有大手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員的財產狀況也在發生變化。我們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窮光蛋（事實上也不可能成為窮光蛋），但至少應該與該社會最大多數群體的財產狀況相匹配。否則當他們自己首先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的時候，他們還有動力去共富嗎？

　　鄧小平當年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教會了更多的中國人去追求富裕，今日中國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時候，有些人還依然把“權宜之計”當做“不變之策”；恰恰忘記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小平同志還一再明確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先富則是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當把手段當成目的時候，必然偏離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