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賄賂受害人反遭訴，何樣的啟示意義？

　　美國艾奧瓦州21歲的中國留學生唐鵬（音譯）被控于2周前以租房為借口強奸女房主，被捕后他沒有認罪。他的父母趕赴美國后試圖賄賂受害人讓其改變口供，也被警方起訴。（《華商報》4月16日）

　　這事如果發生在我們這里恐怕不算什么事，很難攤上遭警方起訴。這并不是我有意地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更圓”，而是我在現實中，的確看到過許多類似之事，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在賄賂受害人，結局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屬被警方起訴，而是強奸案件本身遭受驚天逆轉，由于受害人改變了證言，有關部門往往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撤案了事。

　　唐鵬的父母在兩地可能受到的不同差別待遇，并不在于我們法律的不健全。比如我國刑法規定了“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這一罪名是指在訴訟活動中，唆使、協助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行為。但是，“徒法不足以行”，我們這里追究這一罪名的特別少，更別說試圖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這導致許多律師甚至是司法人員鋌而走險，去幫助犯罪嫌疑人毀滅、偽造證據，這種情形在強奸案經常發生，許多犯罪嫌疑人以賠償受害人為名，用高額的錢財行“賄賂”受害人之實，讓受害人改變證言，導致案件流產。

　　這深刻說明，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法治不光需要法律，更需要執法、司法的嚴格，需要監督、制約機制的健全，需要人們的守法意識和法治文化的普及。

　　當唐鵬的父母試圖用國內常見的拿金錢安撫強奸案受害人的做法，在美國卻吃上了官司，或許反映了一種“法制文明”與“法治文明”的沖突，前者法律不過是治理民眾和別人的工具，而后者則是所有的人都必須一體遵守法律，法律是制約權力和保障權利的；或者反映的是一種正在完善的法治文明與先進的法治文明的沖突，前者則只是立法體系的健全，卻并沒有健全的法治文化和監督與制約權力的制度，而后者則不光有立法體系的健全，更有公民強烈的守法意識，有監督和制約權力的制度做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