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報告罕見公布”是制度性“爛尾”

　　8月24日，通車不到一年的哈爾濱陽明灘大橋發生整體垮塌事故，至今，調查報告仍未出爐。這并非個案，“調查報告仍未出爐”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詳見本報今日15版)

　　據一家媒體不完全統計，自2007年算起，5年來，全國共有37座橋梁垮塌，其中13座在建橋梁發生事故，共致使182人喪生，177人受傷。平均每年有7.4座“奪命橋”，即平均不到兩個月就會有一起橋梁事故發生，并且橋梁事故還呈逐年增長之勢。

　　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這就是著名的“海恩法則”。以此來觀照現實，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每一起橋梁垮塌事故本質上都是安全防范體系的“垮塌”。從充滿潛規則的工程轉包，到日常護理的不到位；從令人擔憂的施工質量，到綿軟無力的事故處理和問責，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遍布引發事故發生的“導火索”。如果說橋梁垮塌是一種不幸的話，那么更加不幸的是，這種純屬人為造成的災難喚不醒有關部門的職能倫理，也換不來哪怕一點點的經驗和教訓，以至于我們不停地以生命為代價為整個管理體制的冷漠和麻木埋單。

　　從人的角度看，事故調查報告“罕見公布”，是為了逃避問責。好端端的一座大橋突然垮塌，必然會引發民眾的猜測和質疑，而這種猜測和質疑一旦坐實，對相關責任人員的問責將不可避免。然而只要調查報告不公布，真相就會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沒有真相就沒有問責依據，畢竟輿論問責并不對官員構成真正的壓力。

　　而從制度的角度看，事故調查報告“罕見公布”，則昭示了這樣一個現實：無論是公共安全事故的處理流程，還是對官員的問責，都明顯缺乏強制性和規范性，這就造成什么時候公布事故調查報告，乃至公不公布，成了相關部門的自選動作，原本剛性的制度問責變成了有彈性的“良心”問責，可想而知，最后的結果只能是不了了之。由此可見，橋梁垮塌事故調查報告“罕見公布”，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性的“爛尾”。這個缺口需盡快補上，不要老是拿制度的缺陷去考驗官員的良知，事實已經證明，在利益面前，良知是靠不住的，這是人性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