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西方民主并非醫治中東亂局良藥

　　哥斯達黎加《今日報》3月1日文章 題：民主的局限

　　埃及人民有很多理由感到自豪。他們給世界上了重要的一課，告訴人們該如何在3個星期之內，幾乎不必訴諸暴力就推翻一個獨裁者。

　　它所傳達出的自由和團結的信息將在中東和世界人民的集體記憶中停留很長一段時間。當然，通往民主的道路很長。

　　但需要提醒埃及的民主人士，還有那些在中東追隨他們的人士，民主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

　　民主不一定能解決貧困和經濟不平等問題，也不能解決與一個國家公民普遍認同感有關的文化沖突。

　　民主之所以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其主要原因是，民主的原則是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的，而文化上的同類性和相對較小的經濟差異是這些社會的特點。

　　民主是在西歐發展形成的一些原則的集合體，其目標是推動中產階層的參與，和平遏制這一階層同上流社會之間的沖突。

　　如果各個階層之間沒有一個力量平衡，也沒有達成其識的唯一的民族認同感，那么民主原則的自行建立甚至會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要想阻止這樣的情況發生，必須了解每個國家特有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僅要考慮民主原則，還要考慮到政體、體制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

　　如果文化認同感與經濟地位之間存在著系統的聯系，那么民主就變成了一個問題，而不是解決辦法，因為它會使文化沖突加劇，甚至可能在創造讓大多數人強行改變少數人意志的機會時，催生暴力。

　　政治社會學家邁克爾·曼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只會加劇不同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系，在中東的大環境下，還有宗教和世俗之間的沖突。

　　前南斯拉夫聯盟的民主化就是最近的例子，因為它帶來的是10年的戰爭、國家的分裂、大屠殺和種族清洗。

　　最古老的例子當屬美國。宣稱要建立“人民的政府”的民主體制是從屠殺印第安人開始的，因為他們并沒有被包括在美國的“人民”當中。

　　也許這方面的警告對埃及來說無關緊要，因為埃及享有文化的同種性和對少數宗教群體的包容傳統。

　　但如果在伊朗、巴林和利比亞等該地區其他國家采取埃及的道路，就可能出現不同的結果。

　　在以色列，2000年對巴勒斯坦起義的暴力鎮壓表明，掌權的種族不會通過民主化或允許獨立的方式讓出政治和經濟的控制權。

　　在這樣的條件下尋求民主的人首先應該找到獨特的、普遍接受的模式，讓每個文化群體都能自由地繼續保持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將自己的認同感和習俗強加給其他群體。

　　換句話說，抗議和要求民主是不夠的。中東國家需要的是在相互承認權利和共存方面的政治共識，通過憲法、選舉進程與代議體制來予以保障。

　　而埃及需要關心的是大部分人所面臨的經濟不平等和貧困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那么最民主的政權也會被新的群眾抗議浪潮推翻。

　　這種民主失敗的最好的例子發生在2001年12月的阿根廷。群眾涌上街頭，要求政客“全都滾蛋”，幾天內推翻了5位總統。

　　這一切發生在民主選舉之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在選舉中上臺的政黨承諾要擺脫深刻的經濟危機，但并沒有做到。

　　相反，當選上臺后的政府傾向于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對工薪和中產階層造成損害。危機還造成銀行儲戶的資產大幅縮水。

　　因此，埃及必須明白，雖然民主是重要的，但沒有任何一個政體或政府體制能解決它的經濟問題。選舉結束之后，新當局應該從民主的自由演說過渡到對國家經濟結構的重要問題的討論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