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拉丹時代”美國外交思變

　　一個始于10年前的可怕章節或許可以因為符號人物本·拉丹的斃命而翻過，美國新一輪外交政策的調整似乎借此拉開序幕。

　　“簡言之，這是一次翻開新篇章的好機會，跨越過去10年時間里扭曲的外交政策敘事方式。”新美國安全中心(CANS)執行主管納撒尼爾·菲克評論道，“拉丹之死對于未來重新平衡美國外交政策同樣是場勝利……恐怖主義不能成為一個大國在世界上作用的主導性影響因素。他的死使得美國可以專注其他核心利益——重振經濟實力、制定和執行更加明智的能源政策、重塑與全球新興大國的關系。”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布萊恩·卡圖里斯更是毫不諱言奧巴馬政府要借此機會轉而專注“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中國的崛起。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9·11”事件調查委員會執行主任的菲利普·澤利科昨天也在《金融時報》撰文稱：“未來的10年將與過去10年迥然不同。拉丹之死是吸引大眾注意、具有催化劑效應的時刻之一，因為人們感覺到了某種轉折點的到來……抓住這個機會的領導人將能奪回寶貴的戰略主動性，重新界定利益，并給出一套嶄新的說辭。”

　　反恐新階段

　　在美國對阿富汗政策方面，哈佛大學卡爾人權政策中心的塔利班問題資深專家邁克爾·森普爾認為，美國的反恐戰將進入新階段，但將經歷一段時期的過渡。“新階段將不再包括發動類似在阿富汗的大規模地面部隊行動。”森普爾告訴東方早報。這位美國對阿富汗政策的主要智囊，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生活過25年，“打擊行動將轉入地下，美國人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它的進行。美國仍將瞄準那些據信會陰謀策劃針對自己行動的人員，但極端主義的宣傳員將不再有機會兜售美國入侵穆斯林國家之類的話語。”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阿富汗問題專家吉爾斯·多羅索羅的看法更加具有普遍性。他日前告訴東方早報，拉丹的死最大的實際影響在于改變美國對于與塔利班武裝展開談判問題上的態度。“即便是拉丹參與阿富汗的戰斗有限，在美國與塔利班展開會談問題上，他仍然是個潛在的癥結。”森普爾說。2001年，美國曾與塔利班進行過外交接觸，但拉丹問題主導了整個對話議題，導致接觸無果而終。

　　全力應付中東變革

　　在更為廣泛的中東政策領域，一個在美國智囊中不斷產生回響的看法是，美國急需在后拉丹時期利用好“阿拉伯之春”，而“基地”組織的衰落和本·拉丹之死“正逢其時”。

　　美國紐約外交關系協會副會長詹姆斯·林賽告訴東方早報，對“本·拉丹主義”構成最大威脅的不是美國的子彈，而是“阿拉伯之春”對于中東政治秩序的顛覆。

　　就在奧巴馬宣布擊斃本·拉丹消息次日，歐洲外交關系理事會高級研究員丹尼爾·考斯基曾撰文稱，拉丹早在今年1月25日就被社交網站Facebook給“擊斃”了，原因是埃及的年輕穆斯林們在當時通過社交網站而不是加入“基地”組織來聲張他們的政治訴求，他們效法突尼斯的經驗而取得的成功宣判了“基地”模式在阿拉伯世界的死亡。

　　“‘阿拉伯之春’和本·拉丹之死的結合的確給美國創造了機會跨越‘千禧年一代’頗受限制的議題。美國將有可能在支持自由（而非強制實施）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坦然，這遠遠勝過僅僅是反恐所帶來的（安全感）。”森普爾告訴東方早報。

　　華爾街日報日前也刊發評論稱，美國現在的緊迫任務是找到一種方式來幫助在阿拉伯世界形成民主潮流，同時避免造成混亂讓伊斯蘭教極端主義者趁機推行他們那一套新秩序。

　　中國戰略機遇期有變？

　　爭鳴并不止于地區層面。借“拉丹之死”將美國外交戰略反思引向更深入的還有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普蘭，他日前撰文進一步豐富了菲克的“轉折論”。

　　卡普蘭寫道，拉丹之死有助于“美國注意力略微向東亞轉移的進程——這是奧巴馬大戰略的組成部分——長期而言，東亞正作為世界經濟以及海軍-海事行動的真正中心不斷發展”。與此相呼應，海葬拉丹的美國“卡爾·文森”號航母已經遞交了近期訪問香港的申請，中方昨天稱正在按有關程序處理。

　　事實上，“9·11”事件可以稱作中美關系的轉折點之一，美國當時為了反恐戰爭，一度將遏制中國的政策轉為接觸，中美在反恐方面也有了共同利益，使得中美關系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里總體向好，中國也獲得了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9·11’之前，美國認為中國是未來最大的挑戰，但之后恐怖主義取代了中國，成為美國眼前實實在在的敵人，于是華盛頓暫時冷卻了有關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的辯論”，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阿什利·泰利斯向媒體表示，“這使得中國獲得了與美國開展合作的低成本機遇，也使中國能夠更巧妙地部署和推動改革時期的大戰略”。

　　如今，如果美國開始騰出手來，將戰略重心轉移，其對華政策是否會改變、中國戰略機遇期的未來是否應該重估等等問題，都值得中國提前研判。（吳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