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事件引發的媒體倫理反思

　　默多克新聞集團竊聽事件仍在繼續發酵。7月18日，一名曾經指稱《世界新聞報》竊聽的該報前記者肖恩·霍爾被發現死于家中。這場因新聞媒體過度追求“獨家”、“隱秘”而引發的竊聽風波再起波瀾：在可能的4000名竊聽案潛在受害者中，還有怎樣的丑聞被掩蓋著？作為揭發者甚至是竊聽參與者的前記者肖恩的死亡，又意味著多少的內幕被帶到地下？

　　《世界新聞報》的停刊和默多克新聞集團的窘迫，不幸暴露于公眾眼前，但利用非常規手段獲取新聞資源的，決不僅此一家。默多克的竊聽風波，雖然僅僅是揭開了冰山一角，但其產生的效應，直接拷問著所有的公眾媒體——道德和職業，孰重孰輕？

　　事實上，在向來有“挖隱私”傳統的英國傳媒界，竊聽、偷拍僅僅是媒體使用的手法之一。此外，以八卦作風聞名的《太陽報》，其常用的一些手段也曾飽受詬病：比如，冒充某位名人給另一名人打電話，然后誘導性地套取該人對某事件的看法；比如，冒充“不良分子”對官方安全措施進行試探，名曰“暗訪”；再比如，雇人在街頭偽造猥褻婦女或者偷竊財物等等，以“調查”公眾反應……這些，是否都合理合法呢？

　　撇開竊聽風波的策源地英國，全世界范圍內，在競爭下各出手段尋求“獨家新聞”的新聞機構中，出格舉動也是數不勝數。2010年，印度古茶拉底地方有線電視臺的兩名記者，為了制造轟動效應，慫恿一名因財產糾紛對政府不滿的男子，在鏡頭前表演自焚抗議。兩人聲稱，將通過電視播放為他討回公道，結果導致該男子全身大面積燒傷并最終不治身亡。

　　美國第三任總統杰斐遜在職期間，曾因無法忍受報界的攻擊甚至是漫罵，而以“誹謗罪”把一名記者告上法庭。該記者的辯護律師是漢密爾頓，盡管記者最終敗訴，但漢密爾頓提出的原則——報界“有權利本著善良的動機，為了正當的目的，發表事實真相而不受懲罰”，在幾年以后成為法律。這保證了美國新聞媒體的發展，但是到了今天，當新聞媒體已被公認為堪與“三權”并列的“第四權”時，美國人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媒體監督權力，那么誰來監督媒體？

　　在默多克集團的竊聽風波中，我們可以看到事件背后被揭開的黑幕，也可以看到遭竊聽的受傷者。其中，既有善良的出發點，也有純粹為制造效應的惡作心態，新聞媒體在完成引導公眾趣味的任務時，漸漸開始向迎合觀眾口味退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默多克的竊聽風波揭開了一個蓋子，逼迫以“監督”為訴求的新聞機構不得不反躬自省——在有“無冕之王”美譽的新聞記者心里，是否已經出現了這樣一種情緒：名人、權力掌握者乃至身邊的所有人，都是“潛在罪犯”？在這種情緒的驅使下，記者會24小時眼皮不眨地盯住這些人——那么，這到底是值得提倡的監督精神，還是記者已經自大到了把自己扮演成了道德審判者？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對于名人和掌權者而言，他們掩蓋事實的能力顯然也相應地更強，如此情況下，非常規的監督方式是否也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