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政治“無力癥”

　　金融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這樣的危機傳導路徑自2008年以來表現明顯，愈發令世人認識到，這一次世界面臨的調整將是深刻而長期的，特別是當人們將視線投向歐洲大陸，經濟的低迷、社會的掙扎，尤其是政治的無力，似乎還將發酵、延續，很難預判什么時候才能走出低谷。

　　希臘在一段喘息之后，再一次挪入輿論的視野。5月6日大選之后，希臘組閣談判迅疾陷入僵局。議會選舉中，新民主黨得票率最高，左派政黨聯盟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分居第二和第三。得票率最高的新民主黨7日宣布組閣失敗，翌日左派政黨聯盟接手。按照規定，如果三個政黨都無法組閣，希臘將再次舉行選舉。

　　政治規則很清晰，但前景很迷茫。現在卡住政局的，是要不要兌現此前同歐元區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的救援協議。其實這根本就不該是個問題，因為就在兩個多月前，歐元區外長經過馬拉松式的談判，決定批準總額為1300億歐元的第二輪希臘救助計劃，使希臘的債務可以回歸到一個可持續的水平。當時，歐盟國家領導人在對希臘信任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幾乎要以按手印的方式，要求希臘在國內各政黨協商后交出白紙黑字的契文，才答應向希臘開閘放錢。

　　記得希臘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韋尼澤洛斯在會后返回雅典時說：“對希臘、歐元區、歐洲和世界來說，我們都避免了一場噩夢。”如今，希臘又要反悔了，噩夢又來了。而且，這樣的噩夢已經不止一次；并且，可以斷定，如果當局者不夠清醒，這樣的噩夢還會有。

　　伴隨這樣的噩夢，當局對內流失的是執政的權威性，對外喪失的是政治的公信力。如果財政危機還有衡量的標準，政府危機的案例，希臘當下的事態，無異是一種表征。

　　政治危機體現在政權的更迭，希臘之前，是郁金香之國荷蘭，再之前，是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希臘之后，是法國。再有，到明年，德國將舉行大選，有歐洲媒體說，挺德國還是挺歐洲，默克爾政權將在大選中面臨考驗。這真是一個怪圈，就如同德國政壇的一句口號，為歐洲，就是為德國。然而當一體化的進程將歐洲27國一步步整合為一個聯合體，然后眼下的情形卻顯然表明，歐洲大陸疆界的消退還遠遠未實現。

　　這個月的9日，一個特殊的日子。1950年的那一天，法國外長舒曼發表聲明，建議法德兩國建立煤鋼共同體，那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邁向一體化的第一步。在舒曼那一天的講話中，他說希望一個經濟的聯盟，一個對戰略資源的共享，使得國與國的戰爭不再可能。這個夢想具有現實的合理性，也同現實時時發生著沖突。其中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一體化過程中，主權怎么辦？政權怎么辦？

　　希臘當前的尷尬就是一個顯例。今年2月當希臘政府同歐元區簽署救助協議之時，連歐洲內部的輿論都惶然地質疑：一紙沒有硝煙的城下之盟，已經將債務危機引向希臘的主權流失。然而當希臘人民希望要回主權的時候，政權卻癱瘓了。

　　歐洲政治的缺鈣，究竟是什么原因？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經濟養分的流失和社會彈性的缺失。在西方政體的原始構想中，政治的權威性來自于選舉，經民主選舉而獲賦權，政府的合法性自然而立。但國家運行的現實基礎，往往更直接地體現在經濟的增長、民眾的獲益，后者是政權得以維持和運行的重要條件。當前的歐洲則處于政治、經濟、社會的扭曲結構之中，二戰以來鮮見的經濟整體性低迷，直接導致緊縮政策在歐洲流行，以往歐洲國家引以為傲的高福利制度失去財力支撐，選民的不滿直接通過選舉制度沖擊政府權威，盡管國家政治在政權機制性更迭中得以勉強維持，但權力的矮化直接弱化了積極有效政策、措施的出臺和貫徹。政府和社會相互較勁，經濟在空耗中乏力前行。

　　歐洲的政治“無力癥”體現在一體化層面，則表現在歐盟國家政治階層的意志、利益和普通民眾心理之間的巨大落差。正如俄羅斯政治學者路基揚諾夫指出的，歐洲一體化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是民主的，它的推動者是精英，他們一直在努力說服民眾，一體化不僅對國家有利，也對普通民眾有利。歐洲精英的一體化理念具有政治的合理性，然而在世界性金融危機到來并不斷傳導之時，民眾的理解度不斷降低，當阻力在國家范圍演化，直接導致一體化工程在國家和歐洲層面的脫節，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無論當初一體化的設計者還是當下的推行者，都還沒有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