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是政府基本職能。如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不斷提升政府自身能力與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益，是世界各國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于2013年11月15-16日在新加坡召開了“2013連氏公共管理國際會議”。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的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公共服務提供的創新與改革、比較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績效測量與管理、公眾參與與公共服務滿意度、公共服務合作與治理、公共服務的社會影響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

　　公共服務提供的跨部門合作與網絡化

　　公共服務越來越強調多主體參與的提供方式，因此如何激發公共部門與其他主體合作提供公共服務，以及公共服務合作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受到關注。

　　美國巴里大學的Odezah指出，圍繞公共服務提供的部門間合作，一直存在兩種爭論。一派依據民主理論、資源依賴理論和成本節約理論，支持跨部門合作；另一派認為部門間合作非但不會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引發更多問題，并且由于引入私人利益而侵蝕公共利益。他認為，跨部門合作可能產生兩個負面影響。首先，跨部門合作模糊了公私邊界，有可能侵入國家主權界限并導致國家的“空殼化”。其次，跨部門合作打破了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問責模式，使問責變得間接和復雜。有鑒于此，他認為應在國家主權和公共問責兩個方面確保部門間合作不會產生上述問題。

　　國立澳大利亞大學的Podger以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養老金和養老護理、醫療衛生和殘障人保險等為例，認為需要平衡政府與家庭或個人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責任劃分。他指出，包括新公共管理、網絡化服務供給和新公共治理等在內的改革議題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責任劃分方面存在某些契合點并不斷演化。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通過改革更強調效率與公平，學生個人及其家庭的責任更重，可能影響社會經濟地位較差的群體接受高等教育。澳大利亞的養老金水平較低并公平分配，有利于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而增加個人與雇主的責任則利于降低代際不平等。澳大利亞的醫療體系將普惠型公共醫療與補貼型私人醫療結合，能夠保持一個較為合理的醫療支出，但成本增長仍然是一個難以回避的挑戰�？傊�，他認為在個人、家庭與政府之間共享責任、共擔風險，是公共服務提供的基本原則，盡管不同公共服務領域可能需要不同的比例和措施。

　　韓國公共行政學會會長鄭用德回顧了韓國在過去65年的公共管理改革歷程，并對最近兩次金融危機以后韓國公共管理狀況進行評估。他指出，韓國發展的歷程表明去官僚化和民主化使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期望更高，更愿意參與，使政府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經濟增長趨穩，政府需要謀求合作和協商，但這些都還缺少制度化的基礎。他期望新政府提出的“政府3.0”議程能夠真正實現以公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并加快公共合作治理。

　　香港城市大學的王小虎對浙江和福建的兩個河流生態補償網絡進行調查，利用路徑案例研究法，以網絡治理的視角來評估中國生態補償機制。他發現網絡管理組織的網絡治理策略會影響網絡執行力，進而影響政策結果。研究發現，控制、協商與促進等策略的影響有限，對外拓展的影響是負向的，而動員和系統思考策略的作用最明顯。在三種執行力中，財政與管理能力的影響是正向的，而技術能力的影響則是負向的。由此可見，不同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而網絡治理手段需要因應發展。

　　香港大學的劉康慧以香港社區服務網絡為例，探討了合作治理系統面臨的障礙。她對一個公共住宅區的深度訪談顯示，社區服務提供者缺乏社區概念，面臨理念和價值沖突，政治緊張導致信任度偏低，客戶競爭誘發“占地盤”現象，組織資源與能力錯配，這些因素都使社區合作治理難以為繼，亟待重構系統以破解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