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27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何帆的題為《民主遏制不了貧富分化？》的文章。文章說，收入分配是一個很容易讓人激動的話題。支持一方的觀點，或是反對一方的觀點，都可能會摻雜著強烈的情感因素。就拿今年最火的一本書，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來說，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說它好的人給它打五顆星，說它不好的人恨不得倒扣它幾顆星。

　　 如果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真相往往是在兩個極端中間的地帶。平心而論，皮凱蒂并不是一個激進的革命家；他沒有雄心想打碎舊世界，迎來新天地；他的觀點是很獨特，但并不離譜；他也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動機，不是為了要迎合哪種政治立場。說到底，他只是一個比較軸、比較另類、比較歐洲的青年學者而已。同樣，平心而論，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光環都加在皮凱蒂一個人身上，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杰出學者還有很多；皮凱蒂也未必真的找到了顛撲不滅的資本主義基本規律，他的理論基礎漏洞百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政策建議也很天真；收入分配是一個宏大的話題，但皮凱蒂說來說去，只是他知道的那一點點事情。說到底，他只是一個比較軸、比較另類、比較歐洲的青年學者而已。

　　 我們姑且不論皮凱蒂說的到底是對還是不對。他的一個擔心值得我們關注。皮凱蒂不是說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不好。如果你的收入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那么，適度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供正向的激勵機制，這對經濟增長當然是件好事。即使你的收入來得不那么理直氣壯，但是，如果你能夠讓別人相信，你就是應該拿這么多錢，那么，就算是極度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會對社會穩定帶來嚴重的沖擊。想象一下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如果生在下等階層，你只能聽天由命，根本不會有改變命運的奢望。皮凱蒂真正擔心的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如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后該怎么收場。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紐約街頭的流浪漢和巴菲特一樣，都是一張選票，但經濟現實卻是貧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這帶來了一個嚴峻的兩難選擇：你是要經濟自由呢，還是要民主制度呢？一個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最終會不得不放棄民主制度，但皮凱蒂認為，民主制度比經濟自由更重要，所以他選擇節制資本。

　　 可是，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既然是民主制度，99%的平民大眾，人數遠遠超過了頂級的1%超級富豪，按道理講，民主制度要聽大多數人的意見，因此當人人厭惡貧富差距的時候，自然會通過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趨勢。為什么民主制度沒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趨勢呢？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了一本新書《不平等的代價》，說的就是財富如何破壞了民主政治。說實話，我真心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寫這本書的時候能再認真一些。這是一本讓人有很高期望，但又很容易失望的書。斯蒂格利茨敏銳地捕捉到了一些重大問題，但在論述的細節上卻過分粗糙。

　　 同樣是論述不平等，皮凱蒂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會自發地帶來貧富分化，因為從長期看，資本的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大資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資本的收益率，人賺錢很難，錢賺錢很容易，所以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趕不上資本收入，尤其是大資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則說，之所以會有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因為市場經濟受到了財富的操縱。財富階層通過影響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把好好的市場變成了“尋租”的樂園。借用著名金融學家拉古拉邁·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萊斯的話說，“pro-business”不一定是“pro-market”，有實權的大資本反而會要求政府干預，以便限制競爭對手，鞏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呼吁，要“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斯蒂格利茨進一步指出，財富不僅僅會影響經濟政策，還會直接影響政治決策。這包括幾個方面：第一，窮人的政治熱情不高，對投票和其它各種政治參與都不熱衷。這很容易理解。在政治學的文獻中，有人不投票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們為什么會投票。如果是“理性”地計算投票的成本和收益，投票的成本肯定大于收益，你那一張票對歷史的潮流不會有任何影響。人們之所以會去投票，是因為還有那么一點信仰和情懷。窮人不投票，部分原因因為他們投不了票。美國的窮人中很多是沒有公民權的。有公民權的窮人，也在為生計發愁，而非為政治操心。革命從來都只是革命家自己的娛樂。

　　 第二，富人的政治捐款遠高于窮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時尚。在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總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則占捐款總數的40%。財富500強的CEO和董事長中，每5個人就有4個有政治捐款。有4位政治學家，斯坦福大學的Adam Bonica，普林斯頓大學的Nolan McCarty，佐治亞大學的Keith Poole和紐約大學的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經濟學視野》雜志上發表的一篇綜述文章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討論。他們發現，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著較強的相關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階層在捐款的時候是對左右兩派都捐，這樣才能和兩邊都保持聯系。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卻會投向那些自己心儀的更極端的政治力量。

　　 第三，美國的政治在走向極化。這主要體現在共和黨更加右傾。越是新晉的共和黨議員，政治傾向越是朝右。民主黨的政治傾向則變化不大。饒是如此，民主黨對糾正貧富差距的政策也不感興趣。民主黨之所以在總統選舉中戰勝了共和黨，主要是因為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不得民心。民主黨的“左傾”體現在其它方面，比如他們更愿意談論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在種族、性別等問題上顯得更加“進步”。美國的政治選舉制度中的一些設計，如多數制（即獲得最多數票的政黨或候選人“贏家全得”，能夠獨占一個選區的席位），也引起很多詬病。

　　 斯蒂格利茨進一步談到，財富還有可能影響到意識形態。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的觀念都是深思熟慮得來的，都是客觀公正的，但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人類的認知模式中存在著很多缺陷，人們容易輕信、盲從，也容易固執己見。這當然是非常冷靜和中肯的提醒，但接下來，斯蒂格利茨教授開始批評他的對手，那些“右派”。他說，“右派”對大眾是“說教”、是“洗腦”。他說，“1984”已經降臨，意思是說人們生活在奧威爾描寫的那種思想控制之中。何以見得呢？斯蒂格利茨教授只是告訴我們，“右派”精心地挑選了一些美麗的詞匯裝飾他們的思想，大的財富控制了大眾媒體，群眾都很無知，沒有識破權貴資本主義的偽裝。

　　 其實，斯蒂格利茨教授自己也承認，意識形態的歷史猶如生態環境的演進，是緩慢、復雜而自發的。當然，生態系統并非總是運轉良好的，如果失去了內在的相生相克，一個生態系統可能會出現失衡、甚至走向崩潰。同理，一個思想體系如果失去了自我批評的能力，很可能預示著這個思想體系正在走向沒落。如今，經濟自由主義仍然在美國占據主流，政治家不關心收入不平等，首先是因為選民不關心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喜歡看熱鬧的人，我是希望能夠多聽聽暫居劣勢的左派們的奇談怪論，吸收他們的思想，這樣才能左右互博，立于不敗之地。我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夠更詳細、客觀地幫我們分析，為什么經濟學的生態系統出現了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告訴我們，誰是香花，誰是毒草。

　　 在這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年代，時時刻刻保持懷疑精神是有必要的。羅素說過：“我是不會為我的信仰獻身的，因為我信仰的很可能是錯的。”不僅要懷疑別人，而且要懷疑自己，懷疑自己曾經相信和正在相信的東西。王安石慷慨高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蘇東坡淺吟低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吾從子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