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球經濟與金融秩序變遷的關鍵之年。

　　6年前的2008年，當全球金融危機肆掠美歐，并在全球掀起了戰后以來最大規模的“達爾文主義”洗劫時，驚慌失措的華爾街金融資本和白宮政客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保衛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隨后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79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量化寬松（QE）、債務上限談判、“財政懸崖”乃至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回流、出口倍增計劃，等等。所有這些，最終目的是要恢復美國因受金融危機沖擊而內傷嚴重的金融業，進而提振整體經濟。而呼聲越來越高的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卻由于美國的壓制而長期處于停擺狀態。

　　不過，正如保羅×肯尼迪所言，美國早已力量使用過度。享有太多機制化霸權紅利的美元在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中的邊際影響力正處于極為敏感的時間當口。而從全球霸權國家的生命周期來看，美國在統治國際經濟體系長達70年之后，基于內生性衰退因素和全球經濟競爭的外部擠壓，正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全面衰退的軌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擔心美元的儲備貨幣會否有一天被其他貨幣取代。連布熱津斯基都在擔心認為美國的霸權時代即將終結，未來美國的定位可能只是主要強國中的首要地位者。

　　而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應該徹底認清：在核心信息嚴重不對稱以及美國在國家層面的道德風險持續泛濫的今天，美國是這個世界上能把金融玩得最徹底也是最無恥的。一如基辛格所言：“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而美國政府對美元債權人的口頭承諾其實是一種國家級的“忽悠”。購買美國國債其實就是美國用一種做工精良的紙換回另一種同樣做工精良的紙的游戲。早已力量使用過度的美國既無實力也無意愿對美元的發行承擔相應的責任。美國也許還能憑借暫時的競爭優勢維持一段時期的美元本位，從國際貨幣均衡的角度來看，全球貨幣金融領域的公共產品由目前的單極霸權向均勢結構變革是大勢所趨。美國可以推遲這一天的到來，但無法改變趨勢。國際金融格局不能長期處于個別大國獨家壟斷的失衡狀態。

　　中國在過去十年里的經濟崛起正在改變世界經濟版圖，但更為可貴的是，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成長而變得越來越具有國際責任感，并不斷向外輻射正效應。

　　1945年，美國的經濟實力強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當時美國的經濟規模相當于資本主義世界的60%，全球經濟總量的45%。美國的黃金儲備高達200億美元，占世界黃金儲備的59%，以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儲備的75%。68年后的2013年，美國盡管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黃金儲備國，8133噸的官方儲備相當于德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和瑞士的總和，折合成美元約為3400億美元。不過美國很清楚，僅憑這點家當是很難確保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能夠拿得出手的“干貨”越來越少。如今，美國經濟已從70年前的占據世界45%的份額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而金磚五國的經濟總量已達美國的93%，其中僅中國的經濟總量就達到美國的54.6%。中國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儲大國與貿易大國。

　　金磚國家2013年GDP占世界總量比重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整理。

　　從國際政經秩序變遷史來看，一旦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進入工業革命后期，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則參與國際治理的精英意識不斷上升的上述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恐怕決不滿足于對既有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小修小補，而是基于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今年7月份金磚銀行與應急儲備基金的建立，還是10月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乃至11月絲路基金的成立以及中國提出的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等等，正是這種邏輯安排的自然表達。

　　中國牽頭成立上述多邊合作平臺，既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嘗試向國際社會提供獨立于美國范式之外經濟與金融公共產品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因為在這個愈顯不確定、“以鄰為壑”泛濫的世界里，國際責任感尤為稀缺和珍貴。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亟待呈現給周邊國家和世界的，不僅是自身經濟實力的不斷成長，更有新興大國所獨有的共生繁榮情懷與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國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適應經濟新常態，找到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促進經濟戰略轉型，早日將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建立在依靠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驅動上；而中國由貿易與制造業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邁進過程中，結合國際社會的現實需求，不斷推出惠及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公共產品，不僅是國際責任感的應有展現，更是構建平等有序國際經濟秩序的內生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