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19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為該報撰寫的題為《西方為何如此悲觀》的文章。

　　 文章說，對一些人來說，未來將永遠在他們身后。然而，如此嚴重的憂郁情緒在同一時間籠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情況在以前是鮮少出現的。即使在那些短暫時期（如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期），憂郁情緒也與危機一同消退。如今的悲觀情緒尤其令人擔憂，原因有兩點。

　　 首先，經濟學并不能完全解釋它。在經歷5年持續復蘇的美國，認為未來自己的孩子生活會更差的人口比例與經濟停滯的意大利相同。這一趨勢早在2008年金融崩盤之前就出現了。其次，悲慘主義的興起恰逢西方最新一輪技術革命。西方奉為信條的個人自由很少像現在這樣大行其道。然而，我們的憂郁情緒似乎在加深。西方已經看不清現實了嗎？對此人們會忍不住作出肯定的回答。

　　 在西方，普通人的壽命變得更長，他們更少受到戰爭影響，而且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群體都有更大的選擇余地。活著且擁有自由應該是一種莫大的福氣。或許我們向來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許是更深層次的東西——技術不斷地給我們帶來新的消遣——改變了我們的神經線路，以至于使我們不太能夠珍惜眼前事物。或者，也許是我們對當下公共生活的質量如此不以為然，以至于要承受那些只能從自有知識而來的痛苦。這些都是憂郁的類型。不論其表現形式如何，每一種都被認為是對西方悲觀情緒的一種解釋。但在我看來沒有一個是最佳的解釋。

　　 一個貌似更合理的解釋把我們的焦慮歸咎于他國的崛起。在許多關于全球態度的調查中，一個顯著的現象是亞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一向比西方人更樂觀。中國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對自己孩子的未來感到更樂觀是有道理的。

　　 怎么可能不是這樣？發展中世界大多數人的生活起點很低，只有災難可以阻止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過，將西方的悲觀情緒歸咎于此也過于牽強。日趨全球化的經濟對每個人都應該利大于弊，也應當使人更加快樂。當今世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模板。那么，西方到底是怎么了？答案看上去很簡單：我們正在變老。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意味著長期停滯。日本老齡化的速度快于其他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比其他發達國家更為緩慢，放緩的持續時間也更為漫長。但這是個程度的問題。我們年齡越大，儲蓄就越少。儲蓄越少，投資就越少。投資越少，經濟增長就越慢。現代技術應該提供解決方法。我們的壽命更長，我們就應該工作更久。然而，政治構成了阻礙。經濟產出越少，我們在預算上就爭吵得越厲害。

　　 從西班牙到加拿大，老年人一直在財政戰爭中占上風。法國的出生率高于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但它分配給老年人的資源高出了平均水平。弗朗索瓦 奧朗德當選法國總統的原因之一是，他承諾將法國人的退休年齡從62歲恢復到60歲。在英國，財政大臣喬治 奧斯本已決定，國家養老金完全不受社會福利開支上限的制約。在美國，老年醫療保險計劃及社會保障計劃的相關開支占聯邦預算的比例逐年上升。哪個政黨都不敢去碰退休年齡——當前規定為65歲，往后只會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延長。 “銀發游說團”工作做得越好，對我們的未來損害就越大。這將一如既往地引發反政治浪潮。在現實中，批評的矛頭就會指向移民。茶黨、法國國民陣線以及英國獨立黨興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慣于尋找替罪羊的偏好。這些政黨不太可能直接掌權。但對于能夠糾正勞動者與領取養老金者比例下滑趨勢的人，他們會起到阻礙。一個關鍵的補救措施是增加移民。防止這種局面出現是反政治浪潮的核心目標。這也是西方老人政治的代價。

　　 除了財政，還要付出其他代價。提出“第三世界”一詞的法國思想家阿爾弗雷德 索維擔憂，西方將會變成“一個老年人住在老房子里、反復琢磨舊觀念的社會”。這話或許有些道理。如今去觀看滾石樂隊的表演還不過時，但人們難免會注意到，他們富有創造力的日子已過去了。但他們的同輩（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仍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在米克 賈格爾最流行的時候，這意味著對舊習俗的反抗。如今，這意味著保護退休的安樂窩。當然，不是每一位養老金領取者都過著富足的生活——不平等加劇的現象影響到所有年齡群體。但作為一個群體，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人從來就是贏家。他們看來會保持這個紀錄直到離世。他們之后的一代人則可能不會這么幸運。

　　 民意調查顯示，老年人與其他年齡群體一樣擔憂未來。這種擔憂或許伴隨著內疚。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疾病。如果說西方整體上認為最好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那么一個必然相關的事實是，對許多人來說，好日子的確是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