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互為鏡像，或者說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亞載體，日本文化很多的元素都是來自于中國，包括茶道，茶本身是從中國來的，為什么中國沒有茶道，而日本卻有了茶道，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雖然茶是從中國舶來的，但是經過日本人的加工，與日本的美學發生一定的化學反應之后，在日本孕育了茶道，而茶道又對日本方方面面的藝術、文化、文學產生影響，因此我認為日本早期從中國拿來很多東西，到近代又從西方拿來很多東西，無論是中國的文化，還是西方的文化，在日本都處于次要的地位，它從來沒有占據日本文化的核心。所謂的和魂漢才，就像和魂洋才一樣，都是日本人以稱為“和”的東西為核心，對來自中國的，來自西方的外來文化的改造的過程。

　　無論是漢的文化，還是洋的問題，最終放在日本文化這個“和”的大熔爐中，成為他的整合對象而已，所以說它跟中國文化分野非常清晰的。

　　聯想到《落花一瞬》書中一個細節，千利休跟豐臣秀吉是同僚關系，后來千利休經過個人的努力，創立了茶的重要宗教。豐臣秀吉也想一爭高低，豐臣秀吉請同僚來喝茶的時候，環境是非常的金碧輝煌，茶具甚至都是黃金的。與之相對，千利休則是在四貼半的榻榻米上，非常狹小、局促的空間中，開了一個小洞，人要鉆進去，里面放了非常簡陋的一套茶具，一個人蜷著身子鉆進去，徹底地放空自己，可以說是空無一物的茶的思想，跟豐臣秀吉土豪式的，構成一種對立的茶的原則。最終被稱為茶道的是千利休，而不是豐臣秀吉。

　　現在，比如你如果到日本的朋友家去作客，他們給你的茶未必是很高級的茶葉，包括茶具未必非常高級，但是首先是保證清潔。其次他們喝的時候，首先茶的器皿圖案是在一邊，你從主人接過茶之后，要把圖案轉過去，讓它最美的圖案沖著客人，端起來一飲而盡，表示這個茶很好喝。非常具有儀式感，這都是茶道的遺留。

　　現在中國也興茶道，也有茶藝館，茶葉館也像咖啡廳一樣的公共空間，這里面有個誤區，第一儀式非常稀松，各有各的玩法，完全沒有統一。甚至步入一種更大的誤區，茶越喝越貴，這些都是一種誤區。冬君老師也喜歡茶，家里有非常專業的茶具，每年有茉莉花茶的季節，綠茶的季節都會請朋友過去喝茶，但是未必是很貴的，主要是鮮度。中國人有茶葉沒有茶道，這是一個問題。

　　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引進，有意無意的實際是有它的主體性選擇，比如他沒有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以及宦官，太監的制度等等。為什么這兩樣東西沒有引進？這非常耐人尋味。

　　除此之外，場域也是極其重要的。談到場域的重要性，故宮跟頤和園的場域不一樣，置身故宮中確實感覺陰氣比較重，上溯百年乃至兩個世紀的各種迷案，珍妃投井等等，腦子里充滿這樣的臆想。

　　但是你到日本普通的茶室空間中，它也是一種場域，能夠促進你的冥想，或者你想某一件事情時會更加專心的進入冥想，滿眼綠色，或者就是前面一束花，非常適合冥想，包括茶道、花道實際都是對中國禪宗理念的傳承，或者一種發展。

　　禪宗，這是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傳承再發展之后的明證。禪宗來自中國，但是經過日本人之手傳向世界。日人談禪的時候，他信奉的只管打坐，不會想通過打坐會得到什么，參悟什么，包括參悟也是功利的，只管打坐。這是排除一切功利的。當然你在只管打坐的過程中，突然某一個瞬間你會參悟，但是這種參悟是一種客觀的只管打坐，你打坐到一個境界中的附加物而已，會自然的生發。但是如果你謀求某種參悟而打坐的話，是走到相反的方向去。花道、茶道全有這個問題，鈴木大拙的故居在日本的北路金澤，特別美的地方，是一個非常現代的建筑，有水面之鏡，有學習之間，還有冥想之間，冥想之間就是對著一面墻，墻前面有一束插話，可以坐在木凳上，也可以坐在榻榻米上，然后望著窗外的水面就會進入冥想的境界。

　　日本的花道、茶道，它不但提供了一整套的儀式感，賦予儀式美的東西，同時是非常促進人的冥想有效的場域。

　　日本人拍攝的《激流中國》，關注了中國窮人與富人的差別，關注了北京水危機，中國社會的養老問題，我在南方都市報個人的專欄上寫了一篇評論，叫做《正面解讀急流中國的現實探究》。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的真正崛起終究是以徹底進入國際社會為標準，其中也包括對外部世界看待中國輿論的寬容、吸收與良性互動，你既然以大國崛起這樣的作品來檢討闡釋西方列強崛起的秘密，便應該有允許人家關注探究中國當下問題的雅量。因為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意味著要與世界發生深刻的關系，并不僅僅是當事國一個國家的問題。所以從正面善意的角度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反應，謙遜的反省應對來自海外輿論的“異地”監督，化外在的壓力為內變的動力，而不是當成對自己妖魔化而動輒加以輿論反制，將有助于化解覺醒過程中與世界的矛盾沖突，使崛起的項度更趨合理和諧，客觀上加速崛起的進程。（攝影、文字整理楊公振，實習生孫兆慧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