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烏克蘭問題“諾曼底模式”外長級會談在德國柏林結束后，原定1月中旬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的烏克蘭問題烏俄德法四國領導人峰會被無限期推遲。與此同時，因客車遇襲事件烏東部頓涅茨克地區局勢驟然緊張，烏克蘭危機政治調解之路再次受阻。

　　 自去年4月份以來，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調解之路前后經歷了三個模式：日內瓦四方會談、“諾曼底模式”會談以及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明斯克會談。從談判成果來看，各方圍繞烏克蘭危機先后達成了日內瓦協議、明斯克協議及其備忘錄。尤其是后者，目前已成為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最重要的書面文件。但遺憾的是，明斯克協議的一紙條文終究擋不住子彈與炮火的肆虐，各方圍繞烏頓巴斯地區停火和撤軍等問題仍不斷相互指責。在這種情況下，“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悄然進入國際輿論視線，并為國際社會所期待。

　　 提及“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可追溯至2014年6月6日在法國舉行的紀念諾曼底登陸70周年紀念儀式。在此期間，俄羅斯、法國、德國和烏克蘭總統等舉行了一系列會晤，各方就包括烏克蘭東部局勢在內的問題進行磋商。10月17日，俄總統普京與烏總統波羅申科在意大利城市米蘭出席亞歐峰會期間，同歐盟國家領導人就烏克蘭危機舉行會談。這是第二次“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12月初，隨著法俄兩國總統在莫斯科機場開啟短暫會晤，奧朗德成為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首位訪俄的西方領導人，烏克蘭問題“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也因此重獲生命力。

　　 醞釀多時的“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被無限期推遲，再次凸顯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的艱難程度。首先，政治互信嚴重缺失依然是阻礙烏克蘭和平進程的關鍵因素。在各方嚴重缺乏政治互信的情況下，圍繞政治調解任何形式上的“變臉”游戲都恐難奏效。很顯然，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的關鍵并不在于有關各方推出多少新的國際協調模式，而在于各方能否在停火、撤軍、解除武器裝備等實質性問題上達成共識并付諸實際行動。

　　 其次，烏東部局勢突變起了“潑冷水”的作用。隨著烏頓巴斯地區客車遇襲事件驟起，烏政府軍與東部民間武裝爭奪頓涅茨克機場的“拉鋸戰”重新上演，自“安靜日”以來的短暫停火期被新一輪軍事沖突打破，烏克蘭危機政治調解進程再次錯失“機會之窗”。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的上述模式中，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明斯克會談和“諾曼底模式”四方會談均沒有美國方面的直接參與。這反映出美國在烏克蘭危機這場歷史性的地緣政治博弈中擁有比歐盟更超脫的地位，但并不意味著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忽視。相反，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的“鑰匙”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國一方。另外，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難免滑向“政治陰謀論”的邏輯。按照陰謀論的觀點，類似烏克蘭問題明斯克會談等政治調解進程，實際上乃是有關方面的拖延策略，真正的和平只能在戰場而非談判桌上取得。可見，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調解進程可謂阻力重重。

　　 烏克蘭危機發展到現在，烏政府軍與東部民間武裝的軍事沖突時有發生，美歐因烏克蘭問題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仍在持續，俄與西方圍繞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博弈依然看不到出路，危機很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在此背景下，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調解之路雖顯漫長而蒼白，但畢竟為這場危機的和平解決留下一線希望。

　　 從近期來看，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的通道急劇變窄。隨著頓巴斯地區戰事重啟，圍繞頓涅茨克機場的“拉鋸戰”不斷升級，烏東部地區正迎來明斯克協議簽署以來最嚴峻的敵對形勢。目前，基輔方面已就2015年國內臨時征兵和加強政府軍武裝做出部署，積極應對烏東部戰事。同時，西方不斷指責俄向烏東部民間武裝提供軍隊和武器支持。戰爭風險不斷上升，使政治調解通道急劇變窄。

　　 從中長期來看，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仍有望取得有限成果。從烏國內來看，自新政府上臺以來，烏政壇上形成了“主戰派”與“主和派”兩股勢力，在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的進程中，不排除“主和派”占上風。從大國博弈的角度看，對于美歐而言，通過軍事手段支持烏克蘭進而向俄宣戰的可能性已基本排除。在“大國無戰事”的前提下，盡管俄同美西方的結構性矛盾難以根本消解，但隨著烏克蘭危機“外溢”效應不斷蔓延和加深，各方仍有可能在利益平衡中達成有限妥協。尤其對處于烏克蘭危機前沿的俄歐而言，鑒于兩者密切的經濟聯系，危機的持續首先不符合俄歐的根本利益。這在客觀上為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提供了重要條件。

　　 事實上，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符合包括沖突各方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大潮中，如果有關各方能夠摒棄冷戰思維，進而樹立共贏觀念尋求利益平衡，政治調解烏克蘭危機之路盡管充滿坎坷，但仍可能迎來和平解決的曙光。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