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以色列開始第二十屆議會選舉。與選前民調不同，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執政的“利庫德集團”大幅領先呼聲很高的中左翼“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并最終贏得了議會選舉的勝利。根據以色列《選舉法》，在正式結果公布后，“利庫德集團”主席內塔尼亞胡已獲得總統授予的組閣權并有望成功連任。此次議會選舉是在整個西亞北非地區長期動蕩、內戰不止的背景下進行的，反映出以色列對周邊形勢的因應變化與調整；同時，以色列議會選舉及其隨后的組閣情況也勢必向外輻射一定的地緣政治影響。

　　議會選舉出現新情況

　　從本次議會組成的圖譜來看（共120個議席），右翼陣營（世俗右翼“利庫德集團”和“我們的家園以色列”、宗教右翼“猶太家園黨”、極端正統派“沙斯黨”和“圣經猶太教聯盟”）占57席；左翼政黨（“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阿拉伯聯合名單”、“梅雷茲黨”）占42席；中間黨派（“未來黨”、“我們大家黨”）占21席。右翼陣營仍占議會多數席位，但與上屆相比出現一些新情況。

　　其一，世俗中間政黨橫空出世。一個是偏左的“未來黨”，一個是偏右的“我們大家黨”，兩者都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強調政府應更多著力于經濟發展與民生問題。前財長拉皮德創立的“未來黨”（2012年4月）在2013年議會選舉中獲得19席，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并在政府中獲得財政、教育、科技等五個部長職位。“我們大家黨”脫胎于“利庫德集團”，由前通訊與社會事務部長卡哈隆于2014年創立。卡哈隆出身“草根階層”，因任內推行改革和擔任“反貧困委員會”主席而廣受民眾歡迎，2013年議會選舉中因與內塔尼亞胡產生分歧而退出政界。“未來黨”和“我們大家黨”之所以能在短期內躥升，一個重要因素是順應了國內外形勢發展的潮流。近年來，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和西亞北非地區劇變的影響，以色列政局雖未受到動蕩波及，但也爆發了兩次大規模的反對政府“高物價、高房價”的 “帳篷運動”（2011年、2015年）。可以說，兩個中間政黨均準確摸到了以色列社會嬗變的“脈動”。

　　其二，中左政黨聯合壯大。本次議會選舉最大看點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對“利庫德集團”形成的強勁挑戰。2014年12月，為吸取歷史上因政黨分裂而導致選票分散的教訓，“工黨”主席赫爾佐格聯手“運動黨”主席利夫尼組建“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工黨”是以色列政壇的“老牌”左翼政黨，由于中東和談長期停滯不前而一直處于頹勢（1999年后），特別是因前總理沙龍于2005年組建“前進黨”、時任黨主席巴拉克于2011年另建“獨立黨”，接連分走部分選民而屢遭重創。“工黨”在2013年獲15席，但未加入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政府，成為最大反對黨。“運動黨”是“前進黨”時任黨魁利夫尼在黨內選舉中失敗后于2012年成立，2013年獲6席，也未加入內塔尼亞胡的右翼政府。“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在本次選舉中已對“利庫德集團”造成強力沖擊，取得“不可思議”的成就，成為議會第二大黨。

　　其三，阿拉伯政黨聯合自強。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約占總人口的20%，大多為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后留下的巴勒斯坦人。雖然以色列法律賦予他們平等權利，但其在事實上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他們原則上反對以色列占領約旦河西岸、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但享受著比逃離家園的巴勒斯坦難民相對較高的生活水準，被兩邊均指責為“叛徒”，身份尷尬。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有自己的政黨，也有人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部長或副部長），但總的來說并不活躍，甚至基本上抵制大選。由于巴以和談停滯不前，阿拉伯政黨在此次議會選舉中改變了游戲規則，四個政黨合并為一個“聯合名單”，約旦河西岸的“法塔赫”領導人也鼓勵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積極投票。“阿拉伯聯合名單黨”一舉獲得14席，躍升為議會第三大黨，標志著“以色列最大少數族裔的覺醒”。盡管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仍面臨“不能加入占領者政府”的選擇困境，但聯合參選為提高他們的影響力和保護他們的權益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機會。

　　內塔尼亞胡獲得議會勝選

　　2014年12月，內塔尼亞胡在議會強推“猶太國家法案”，遭遇時任財長、“未來黨”主席和司法部長、“運動黨”主席利夫尼的反對。為了肅清執政聯盟和收攏權力，內塔尼亞胡果斷解散議會并提前大選。根據當時的民調，內塔尼亞胡將獲得高達77%的支持率，但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的選前民調一直顯示“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將領先“利庫德集團”。但最后統計結果出來后，情況發生了戲劇性逆轉。這一過程表明，盡管越來越多的以色列民眾開始關注經濟和民生問題，但國家的“安全”議題仍居首位；中間政黨近年來雖有所發展，但不足以與右翼勢力或極右勢力相抗衡，以色列社會的右傾化趨勢雖有所減弱但仍在持續（右翼陣營上屆議會選舉獲61席，本屆獲57席）。內塔尼亞胡此次勝選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以色列民眾對“民生”的擔憂不敵于“安全”。由于數千年民族苦難的歷史和特殊的建國歷程，以色列人對“安全”始終有一種“病態的執著”，這是一種滲透到骨髓的情感積淀，如夢魘相隨難以消弭。西亞北非陷入大規模動蕩以來，周邊多國相繼陷入內戰（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也門），“伊斯蘭國”趁勢“坐大”并不斷擴展，在此背景下美國又開始和自己的“宿敵”伊朗就核問題展開談判，一再觸碰以色列最敏感的神經。內塔尼亞胡在此次競選中沿襲以往打“安全牌”的老路，在戰略上并沒有錯。為吸引更多右翼支持，內塔尼亞胡在安全問題上的立場更趨強硬：一是出爾反爾背棄曾經認可的“兩國方案”基本原則（內塔尼亞胡于2009年在以色列巴爾伊蘭大學演講時曾表示支持“兩國方案”，支持建立一個承認以色列的猶太國家屬性、非軍事化的巴勒斯坦國）；二是不顧勸阻“任性”赴美國國會發表針對伊朗核問題的演講，意在強調“只有他才能捍衛國家的安全”。內塔尼亞胡上次與“我們的家園以色列”聯手獲勝，此次選舉“單槍匹馬”就取得驕人戰績，表明選民對其執政理念的認同。其支持率出現反復，主要是在經濟和社會領域表現欠佳，部分選票流向了中間政黨。

　　其次，“流動”的中間黨派不敵“穩定”的極右翼宗教政黨。以色列政壇實際上并無嚴格的中間黨派，即使出現中間黨派也極不穩定，不是偏左（“未來黨”）就是偏右（“我們大家黨”），但極右翼宗教政黨（如“沙斯”、“聯合托拉猶太教”等）的選民始終比較恒定。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在以色列是一個特殊人群（約占總人口的20%），他們不參加工作，生孩子和念經即所謂“天職”。由于完全依靠政府濟養，極端正統派猶太教的參政議政意識較強，近年來隨著人口的激增，其政黨的“票倉”更加充實。在政治理念上，除“民生牌”外，中間政黨和右翼黨派在外交和安全議題上并無太大差別，“未來黨”主席拉皮德在呼吁恢復以巴和談的同時堅持擁有被占領土（包括東耶路撒冷），“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領導人赫爾佐格也申明，即使恢復以巴和談也要“誓死保衛耶路撒冷的統一”，本質上與內塔尼亞胡并無二致，其“中間”色彩主要來自于內政訴求而非外交理念。

　　再次，溫和中左“新秀”不敵政壇“老江湖”。內塔尼亞胡叱咤政壇數十載，已三次出任總理（1996年、2009年、2013年）。其立場堅定，作風老辣，是繼沙龍之后的“強硬派”代表。2009年議會選舉中，內塔尼亞胡曾輸給時任外長利夫尼，但在后者未能成功組閣的情況下，憑借高超的政治手腕縱橫捭闔，最后問鼎總理寶座。2013年再次當選后，盡管遭遇“兵役法爭論”、“猶太國家法案爭論”、“預算案危機”、“競選聯盟分手危機”（2014年7月“護刃行動”期間，“我們的家園以色列”黨主席利伯曼認為內塔尼亞胡對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打擊力度不夠提出“分手”但不退出政府）等，但均能平安渡過。相比而言，盡管“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領導人赫爾佐格和利夫尼在選前短短三個月內表現已足夠好，但缺乏足夠的政治經驗和一定的領袖魅力，不足以對內塔尼亞胡形成致命一擊。

　　最后，“紳士淑女”做派不敵選前“變色”策略。選前民調顯示“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領先或至少與“利庫德集團”持平，并沒有錯。赫爾佐格和利夫尼的聯手對中左陣營確實已產生明顯的凝聚力，也使得內塔尼亞胡一度陷入選前“恐慌”或“變局困境”，但內塔尼亞胡很快根據情況調整了競選策略，一是不再回避采訪，而是頻繁在媒體露面，公開闡述自己的見解，親力親為地跑每個選區，不放走任何和選民見面的機會；二是不擇手段拋出“陰謀論”，指責“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收取外國資金、策劃陰謀推翻自己（即美國一家支持“兩國方案”的公司通過“V15”在以色列活動）；三是搶奪同一陣營票源，呼吁右翼和宗教選民投票給他；四是開始關注社會經濟和民生問題。策略的轉變確實見效，關鍵選票最后一刻到位。赫爾佐格盡管得到前總統佩雷斯、前“摩薩德”領導人達甘、前“辛貝特”（國家安全總局）領導人迪斯金、前總理巴拉克等各界“大佬”背書，也未能“畢其功于一役”將內塔尼亞胡拉下馬。

　　新政府面臨嚴峻的內外挑戰

　　以色列《選舉法》規定，在大選正式結果公布后一周內，總統將根據與議會各黨代表協商的結果，授權最大黨派領導人在不超過42天的期限內負責組建新政府，組閣成功后則任命其為新總理。從本次議會選舉的結果看，右翼陣營獲57席，左翼陣營獲42席，中間黨派獲21席；“利庫德集團”尚未獲得單獨組閣所需的至少61席（伊沙伊領導的極右翼宗教政黨Yachad未通過3.25%的最低門檻，否則加上4票內塔尼亞胡可以穩建一個右翼政府），必須爭取中間政黨尤其是“我們大家黨”的加盟，這使得后者成為名副其實的“造王者”（kingmaker）。由于“我們大家黨”主席卡哈隆主要關注民生問題，其加入內塔尼亞胡內閣的可能性比較大。不出意外的話，內塔尼亞胡即將展開第四任期，成為可以與“國父”本?古里安在位時長媲美的以色列總理，其新政府將面臨的內外挑戰如下：

　　第一，民生問題。大選暴露出以色列社會的分裂，內政、民生將是內塔尼亞胡關注的首要議題。以色列雖未到達“國家處于十字路口”的“關鍵點”，但“民生”問題已連續兩屆成為內塔尼亞胡的“阿喀琉斯之踵”，不容忽視。根據多方數據顯示，2014年以色列GDP增長2.8%，低于2013年的3.2%和2012年的3.0%；2008—2014年房價漲幅達60%；貧困化率20.9%，遠高于OECD國家11.3%的平均值。在新一屆任期內，內塔尼亞胡隨著身份從“國家”領導人到“民族”領導人的蛻變，將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來自左翼陣營的掣肘，但平抑高企的物價和房價、減小貧富差距、增加教育經費的投入等是其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否則一旦入閣政黨，比如關注中間階層的“我們大家黨”，就有可能退出內閣，威脅執政聯盟的穩定。

　　第二，以美關系。美以特殊關系自約翰遜時期一直延續至今，雖然在一些地區議題上（如中東和平進程、伊朗核問題等）受國家利益排序差異影響，雙方也時常發生齟齬，但內塔尼亞胡與奧巴馬的私人恩怨不時將兩國關系帶入“新低”確也前所未見。最近的沖突發生在伊朗核問題談判的關鍵時期，美國國會眾議院繞過白宮邀請內塔尼亞胡發表演講。內塔尼亞胡抨擊奧巴馬積極推動的談判將為伊朗核計劃“鋪平道路”，從而開啟中東“核噩夢”。奧巴馬則反譏內塔尼亞胡的演講“沒有新意”，“也給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更指責內塔尼亞胡不該利用外交議題“摻和”美國內政尤其是兩黨之爭。盡管以美關系基石牢固（內塔尼亞胡是除丘吉爾外唯一獲邀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的外國領導人），但沙龍和小布什德州“圍爐夜話”式的親密在雙方任期內很難再現。鑒于維護和發展對美關系的重要性，內塔尼亞胡必須硬著頭皮黏合受損的雙邊關系。

　　第三，以巴問題。出于對和平的無望，巴勒斯坦近年來改變了“以色列為和談設限”的歷史，走上單邊建國之路，2012年底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2014年底又申請加入多個國際組織（包括國際刑事法庭），受到歐洲數國的承認，其國際環境顯著改善。由于“兩國方案”缺乏現實路徑，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曾威脅采取“一國方案”，即利用以色列民主國家性質和阿拉伯人口的高出生率，改變后者的社會基因。本次議會選舉阿拉伯人積極投票即現端倪，以色列將面臨新戰線的挑戰。內塔尼亞胡上臺并非以巴和談的終結，雖然競選期間傳遞出“新三不主義”（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不從約旦河西岸撤軍、不在伊朗核問題上妥協），但同期透露的信息表明內塔尼亞胡在2009—2013年秘密談判中，同意從1967年戰爭所占領土撤出。實際上，以巴和談歷經半個多世紀，左派或右翼的選擇空間都非常有限，強硬派領導人實現和平的幾率更大。

　　第四，國家安全。以色列一直自認為“強敵環伺”，處于受伊朗庇護下的敘利亞、“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包圍之中，特別是“伊斯蘭國”近年來以伊拉克和敘利亞為中心拔地建都，極大地威脅著西亞北非地區原有的政治生態，以色列所處的地緣環境蘊藏不少危機。長期以來，以色列已習慣用“武裝到牙齒”的“不變”來應對形勢的瞬息萬變，但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加上美國一旦與伊朗實現關系正常化，以色列在美國中東戰略中的重要性將有所下降，與周邊國家關系不睦的以色列將“獨自”面臨更多的“生存”考驗。另外，近年來“反猶主義”有所回潮，保護海外猶太人權益是以色列政府面臨的又一挑戰。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2月發布的一個報告，盡管全球針對宗教的敵對行為出現幾率呈下降趨勢，但有更多國家的猶太人面臨騷擾，2013年在198個國家中有77個國家的猶太人遭遇騷擾，為七年來最高。

　　（作者：柳 莉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