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六月對中美關系的揭示甚為深刻。這個月，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達成了127項成果，涵蓋了從中美政治關系到火山地震研究等廣泛領域。同時也在這個六月，英國《金融時報》曝出了美國正在尋求應對中國崛起的“B方案”。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特別助理 杰弗里·貝德也撰文討論，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是否有必要改變對華政策。

　　在中美經貿達成眾多成果的情況下，這些聲音應當仍然被視為中美關系復雜性的一部分。一方面，中美可以在非常廣泛的領域展開合作，甚至可以在曾經被認為不可能合作的領域成為“伙伴”；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化給美國造成的心理不適與日俱增。

　　這種“心理不適”是否到達臨界點？從目前中美關系的互動來看，并沒有實際發生，但持這種看法的美國學者正在增加。有學者認為，過去35年里五屆政府關于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共識被嚴重瓦解，人們對美中政策的根本基礎失去信心，所以開始尋找新的路徑。

　　這種“心理不適”或者說“失去信心”正是中美關系面臨新“敵人”。

　　貝德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南海問題推導出“中國外交表現得更加強勢、未來中美關系不確定性”等結論。然而，南海并不是中國外交的全部內容，南海問題最初也并不直接與中美關系相關。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對華一直采取 “接觸與遏制”政策。有時偏向“接觸”，甚至會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導向國家層面的戰略合作；有時則偏向于“遏制”，諸如對華“封鎖”和“禁運”。

　　然而，現在的中國并非1949年時的中國，也并非1979年時的中國，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中美關系已經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卻依然停留在過去——這種認知上的僵化使美國逐步患上“中國焦慮癥”。美國希望中國做出更多改變，來適應美國戰略利益和地緣政治需要。這當然不可能，也不現實。

　　筆者認為，美國有必要自我反思并做出必要的改變：一味指責中國，并不會帶來美國期望的變化。特別是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需謹言慎行，不應該以“麻煩制造者”的身份出現，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造成地區局勢朝不樂觀的方向發展，這也會給中美關系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中美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因此，維護中美關系的良性運轉的意義相當重大。貝德在文章中也說，期待繼尼克松后第九任總統在面對不斷發展與變化的中國時，繼續建立和維護中美關系。如此說來，有意識地給中美關系樹立“假想敵”則并非明智選擇。（曹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