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仍在發酵的希臘債務危機不僅僅是金融或者說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它還是一場嚴重的社會危機。

　　自2009年底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后，希臘政府分別于2010年和2012年接受了共計2400億歐元的“三駕馬車”（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并在其要求下推行了削減開支、提高稅收的緊縮改革，從此開啟了希臘人的噩夢之旅——近五年來，希臘實際GDP萎縮25%以上，希臘人收入持續下降，失業率接近30%，青年失業率超過50%。

　　個人的痛苦感受已轉化為社會認同的危機。對很多希臘人來說，失去工作意味著人生失去積極的意義。危機籠罩下的普通民眾終日為滿足生活基本需要而奔波勞累，政府為滿足三駕馬車的要求而亦步亦趨地改革。對此，一些希臘人心懷屈辱之感，他們認為自己就像“實驗室里的小白鼠”。

　　多年的經濟蕭條使越來越多的希臘人反感“緊縮改革”，大多數希臘人希望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卸下債務負擔、回歸體面的生活。這也是2015年1月宣稱執政目標是“終止緊縮改革、減免希臘債務、恢復經濟增長和重拾民族自尊”的激進左翼聯盟上臺的社會基礎。

　　但是，民族主義并未能挽救處于危機漩渦中的希臘人民。激進左翼聯盟執政后，齊普拉斯政府秉持強硬立場，終使希臘與國際債權人的幾次談判流產，希臘債務問題陷入困局。

　　6月25日，歐盟就希臘政府提交的最新改革方案進行磋商，未達成共識；27日的歐元區財長會議宣布，拒絕延長6月底到期的希臘債務救助協議的期限；同日，齊普拉斯提出，希臘政府就國際債權人提出的救助協議舉行全民公決，并計劃于7月5日舉行；6月30日，希臘未能歸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5億歐元到期貸款，成為IMF歷史上第一個債務違約的發達國家；緊接著，希臘宣布資本管制，儲戶每天從銀行取出的現金不得超過100歐元，ATM機取現金額不得超過60歐元。希臘是否“退歐”的爭論再次占據各大報刊頭條。

　　從表面上看，希臘危機因其經濟和政治問題的相互交織而呈現出復雜和曲折的特質。即使7月5日公投結果是贊成多于反對，也并不意味著希臘危機的最終解決，只能說是暫時的緩解。

　　其中癥結是，在解決希臘危機這個問題上，無論是希臘政府還是以歐盟為主體的國際債權人已越走越遠，背離了解決問題的根本。齊普拉斯堅稱，國際債權人的緊縮改革方案違背了希臘的利益，只會惡化經濟形勢、損害希臘人民福利甚至帶來人道主義危機。而歐盟等債權人堅持認為，債務必須償還，接受救助必須滿足條件，否則將破壞歐元區的穩定，甚至危及歐洲一體化的大業。半年來，雙方在債務減免問題上始終相持不下。站在對方的立場，都有充分和正當的理由。

　　然而，無論是希臘政府還是歐盟都淡忘了著手解決危機的根本是推動結構性改革，使希臘經濟回到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如果雙方都能冷靜、理性地坐在談判桌前圍繞這個根本性目標提出具體的方案。那么，我們現在所能看到希臘的局面可能大為改觀。筆者認為，對希臘政府而言，以下四點對于解決希臘危機至關重要：

　　第一，齊普拉斯政府的提高最低工資和養老金待遇的建議，應該考慮到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不利于經濟競爭力的恢復、養老金待遇的提升要基于國內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

　　第二，希臘的方案應當在增加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基礎上完善失業保險制度，既可提升經濟活力又能保障社會公正；

　　第三，希臘國有經濟比例在歐洲國家中偏高，目前的改革應放松對交通等國有部門的過多管制進而鼓勵競爭；

　　第四，激進左翼聯盟應從國家利益出發，放下“反對一切私有化”的教條的意識形態并制定合理的私有化計劃，這樣既可提高生產率又可創造就業崗位。

　　此外，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應糾纏于希臘還款的具體期限，應該放低希臘基本預算盈余目標，切實地提供財政和技術上的援助，真正促進希臘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比如，向希臘開放“容克計劃”，投資并鼓勵開辦新企業，生產更多創新型產品，恢復其生產力。歐盟應為希臘提供不僅是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同樣可行的解決危機的方案。畢竟，歷經多年的經濟萎縮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使不少希臘人對“緊縮改革”相當抵觸。

　　或許，希臘政府和歐盟需要的是一場真正的“談判”。（宋曉敏，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