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關條約》到《終戰詔書》

　　2015年，時值《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天皇裕仁發布《終戰詔書》70周年。前者是日本軍國主義武力崛起的第一個巨大的侵略“成果”，“大日本帝國”因此而嶄露頭角于國際舞臺；后者為日本軍國主義戰敗投降的自供狀，帝國崩潰的告白書。從1895～1945年，兩者之間相距的50年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荼毒東亞、危害世界和平，從驟興到速亡的半個世紀。

　　《馬關條約》：日本武力崛起的關鍵一步

　　眾所周知，19世紀70年代，在構筑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過程中，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帝國主義過渡，強權政治規則暢行無阻。歐美舶來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與武士階級好勇斗狠、以強凌弱、熱衷擴張的習性一拍即合，激活了因豐臣秀吉侵朝失敗、德川幕府實行鎖國而沉睡200余年的軍國主義思緒。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確定以“與萬國對峙”為國家最高目標，全力推行以“富國強兵”為主體的近代化政策，展開全方位的改革。經過20余年的苦練內功，日本搭上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末班車，成為東亞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

　　在這一過程中，源自武士階級沖破島國狹隘空間、用兵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的傳統侵略精神沖動，經歐美強權政治規則的升華，演化成損鄰自肥的“脫亞入歐”方針，并在1890年上升為近代對外擴張的總方針“大陸政策”。幕末日本的“皇國論”“國體論”“皇化世界論”和明治政府“海外雄飛論”“主權線-利益線論”“日本亞洲盟主論”“大亞細亞主義”等侵略思想斑駁雜陳，隨著“大陸政策”的推行而滲透到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近代歐美炮艦沖擊激活日本武士傳統的侵略思想，軍事立國方針與歪理成堆的思想雜燴沆瀣一氣，構成日本軍國主義成長時期的基本特征。

　　蓄謀已久的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重要標志，《馬關條約》則為日本殖民帝國的建立投放了第一塊奠基石。1894年6月，日本借口敦促“朝鮮改革”，大量增兵朝鮮半島；7月在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取得英國的外交支持后，日本聯合艦隊襲擊中國運兵船、陸軍混成旅攻擊牙山中國駐軍，挑起中日甲午戰爭。憑借優于清朝的制度建設、動員體制、陸海軍裝備和歐美列強拉偏架的有利時機，日本的軍事冒險得手。1895年4月，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在朝鮮“獨立”的幌子下，對俄展開激烈爭奪；割地臺灣和澎湖列島，劫掠中國賠款2.3億兩庫平銀，將擴張殖民權益的觸角伸向中國內地。《馬關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日本邁出武力崛起的關鍵一步。

　　為報復俄國“三國干涉還遼”之仇，更為了獨霸朝鮮半島、覬覦中國東北，明治政府將中國賠款的20％用于陸軍由6個師團增至12個師團的擴軍， 42％用于軍艦總噸位從5萬噸增至25萬噸的海軍擴軍；興辦國營八幡制鐵，補貼三菱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財閥軍工企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制現代化武器裝備。鐵路、礦山、紡織等行業的各種開發項目競相上馬，掀起新一輪工業革命浪潮。以擴軍備戰為動力，日本資本主義快速發展。

　　通過這次以“帝國”名義對外發動的首次大規模侵略戰爭，皇室財產倍增，身為“皇軍”的軍人社會地位提升。“帝國”意識不脛而走，“脫亞入歐”的“優等生”觀念和蔑視中國人的種族優越論甚囂塵上。急劇膨脹的大國意識，與“忠君愛國”思想教育互為表里，迷信武力的“武運長久”成了炫耀“國威”的咒語，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總之，以甲午戰爭和馬關締約為標志，日本國家的政治、經濟、思想、教育等沿著武力崛起、軍事優先的軌道展開運營，走上軍國主義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