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即將于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而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中國屆時還將首次組織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專題閱兵，目的是“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此番盛事值得期待，歷史教訓務必汲取，現實挑戰尤需正視。　　　　　　　　

　　一、二戰留給世人的四點慘痛經驗教訓

　　首先，戰前排外黷武等極右政治思潮在一些國家得勢，導致其最終走上邪惡的不歸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沖擊、一戰遺留問題發酵與國內社會矛盾激化等疊加，使得一些國家在政治上走向極端化，對外極端民族主義與對內極權主義甚囂塵上、大行其道、上演“極端二重奏”，不僅形成組織，而且日漸坐大、成了氣候。如德國被希特勒的納粹黨及其法西斯主義、仇視猶太人的種族主義所主宰，同時鼓吹顛覆一戰后的“凡爾賽體系”、用武力攫取“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日本則被天皇與軍方融為一體的軍國主義所掌控，對外奉行征服亞洲乃至世界的侵略擴張政策。戰前德國與日本意識形態的右傾化、極端化，使得這兩個國家成為了二戰的兩大“戰爭策源地”，給世界與人類包括其本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時至今日，雖然經濟全球化與格局多極化使得新的世界大戰難以上演，但與二戰前類似的國際及國內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如西方金融與債務危機影響猶存，其仍具有通過發動戰爭對外轉嫁危機的“沖動”；歐洲極右排外勢力抬頭；日本安倍當局頑固右傾化；美國為把持霸權與主導權而不擇手段壓制新興大國，凡此種種，使得世人對世界和平的現狀與前景不無擔憂。

　　其次，戰爭初期西方大國唯利是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綏靖主義”助紂為虐，導致德、日法西斯得寸進尺、愈演愈烈、窮兇極惡。為維護其狹隘自私的大國利益，以及出于意識形態原因而敵視蘇聯，英、法、美三大國客觀上縱容德、日法西斯與軍國主義，主觀上幻想“禍水東引”，結果害人終害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在歐洲，英、法兩國對德國侵略東歐姑息養奸，不惜與德國達成以犧牲捷克蘇臺德地區換取所謂“和平”的“慕尼黑陰謀”，結果反而加速了二戰歐洲戰事的爆發；在亞洲，西方大國對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及其侵華野心隔岸觀火、作壁上觀，“國聯”所謂的調查團“睜眼瞎”，美國對日本一味縱容、其對日宣戰與參戰“姍姍來遲”、直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得手。時至今日，美國“好了傷疤忘了疼”，又在為日本安倍政權的右傾化不斷“松綁”，企圖利用日本來“圍堵”中國。

　　再次，戰時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與國內統一戰線實乃同盟國制勝法寶。面對歐、亞法西斯的猖狂進攻與“聯手作惡”，中、美、英、蘇四大國最終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團結互助的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不僅在戰略上協調東、西兩大戰場，而且對戰后處置侵略者、設計新的國際秩序反復協商，最終加速了德、意、日法西斯的滅亡。與此同時，中國的國、共兩黨“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為民族大義而擱置仇恨與紛爭，成立抗日統一戰線，共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時至今日，當年的國際統一戰線經過“冷戰”的沖擊及“冷戰后”的分化重組而不復存在，特別是美國為維持霸權而擠壓俄羅斯、圍堵中國，其“冷戰思維”使得美俄矛盾激化、中美競爭加劇。

　　第四，戰前及戰時的民眾、民意具有兩重性，需要喚醒、教育和發動。一方面，戰前德、日民眾被法西斯與軍國主義蠱惑、欺騙、愚弄，陷入極端民族主義狂熱，乃至充當炮灰，最終成為戰爭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蘇聯和中國為抵抗德、日法西斯侵略而掀起“人民戰爭”、“全民抗戰”，中國共產黨更是明確提出對日“持久戰”方針，為打敗侵略者奠定了牢固的民眾基礎。時至今日，面對安倍當局的倒行逆施與蠢蠢欲動，日本越來越多的民眾不再甘心上當，而是自覺反對與抵制其篡改和平憲法的所謂“安保法案”。

　　二、未來避免二戰類似悲劇的幾點思考

　　首先，國際社會須堅決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共同抵制日本安倍當局右傾化逆流。安倍對“慰安婦”等戰爭罪行要么拒不認罪，要么兩面三刀、口是心非，其頑固推行企圖改變戰后日本和平走向的“安保法案”，不僅引發國內強烈反彈，而且引起周邊鄰國不安。對此，中國將開展遏制日本右傾化野心的“新持久戰”，不斷增強自身實力，主動搶占歷史話語權與道義制高點，并聯合有關國家共同反制日本“異動”。

　　其次，美國應對日本的錯誤史觀負責，并應小心吞下日本右傾化的苦果。戰后美國出于利用日本為其對蘇聯、新中國的冷戰戰略服務，對其戰爭罪行未作徹底清算，以至今日日本深陷錯誤史觀、難以自拔。美國現在又出于利用日本以“制衡中國”的需要，放縱安倍的右傾化，其結果將是反被安倍利用來實現日本的所謂“正常國家”目標即大國野心，進而挑戰美國的主導權。

　　再次，國際社會應致力于總體維護及穩妥改革“戰后秩序”。今年也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聯合國是“戰后秩序”的核心，應加強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權威。應打斷日本成為安理會“新常任理事國”的“迷夢”，因為安理會改革未必要增加“新常任理事國”，且增加也不能搞唯利是圖和“一切向錢看”，不能只強調日本對聯合國捐款多，而應看其對二戰罪行的反省是否真誠、徹底、到位（這也是安理會的根基），及其今后是否堅持走和平路線？其外交是否獨立自主？

　　最后，戰后70年之際世界和平遭遇“兩大挑戰”，有關各方應加強協調對話，避免激化矛盾乃至陷入新的沖突。其中：

　　一是美歐與俄羅斯因烏克蘭問題而在東歐對抗。美歐繼續聯手“制裁”俄羅斯，美國2015年新版《國家軍事戰略》高彈“俄羅斯威脅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聲稱美與其他主要強國開戰的可能性“低但逐漸提高”，并指一旦開戰將帶來“巨大”后果。對此，應堅持“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美國不應利用其來分化歐俄、強化東歐軍事部署、乃至推行所謂“新冷戰”；

　　二是美日為維持所謂“亞太主導權”而聯手圍堵中國。美國為遏阻中國一再為日本“松綁”，間接助推日本右傾化逆流甚囂塵上，安倍政權強推“安保法案”有恃無恐、倒行逆施。為維護亞太和平穩定計，美國對亞太海洋爭端不可一味“拉偏架”，亦需及早認清日本右傾化的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