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撰文討論中國是否應該發展正式軍事同盟，文中觀點認為：中國同美國競爭盟友一是可以給中國帶來更多安全感，二是可以為這些盟國帶來安全感。筆者對此觀點持不同意見：當下及可預見的未來，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中國仍應該堅持不結盟政策，主要原因如下：

　　締結軍事同盟、同美國競爭盟友可能給中國帶來更多的麻煩，而非安全感。

　　對于中、美國、俄這種洲級大國，很難相信有任何盟友能帶來保護和安全感。相反，與他國進行軍事結盟將大幅提升因盟友被卷入不必要的沖突和對抗的可能性，給中國外交、安全政策，乃至世界格局發展帶來更多不可控因素，因而不符合我國長期戰略目標。

　　美國成長為超級大國恰恰是靠“不結盟”實現的。美國國父如華盛頓、杰弗遜等均極力反對同他國結盟或介入他國內部事務。而美國近些年的衰落正是源起于對國父初衷的違背，窮兵黷武、胡亂揮霍。不但如此，“小伙伴”還給美國帶來諸多麻煩，如北約東擴同俄羅斯的對抗、以色列同伊斯蘭國家的對抗、日本同中國的對抗，等等。

　　當然，在大國博弈中，盟友可以起到在一定程度上分擔經濟財政負擔的作用。但這種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國。與冷戰時期不同，中國是美國大部分盟友的第一或第二大貿易伙伴，通過非軍事手段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一帶一路“在經濟上的成功很可能會同當年歐盟發展初期一樣，從經濟上開始產生擴散效應，影響歐洲的地緣政治，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影響力必然下降。

　　結盟并不能使中國給周邊國家和盟友帶來安全感。

　　首先，中國一直在承諾以及強調和平崛起、不對其他國家首先動武，但是仍難以取得他國信任，單憑一紙盟友合約亦無法讓他們放下猜疑。信任絕不只是建立在口頭、紙面上的承諾，而是在漫長的合作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默契。上世紀60年代，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是沒有信任的。然而，經過幾十年貿易，中國經濟發展給他們與中國合作的信心。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8年兩次大規模經濟危機中，中國展示出自身經濟的穩健以及作為大國的負責任態度，其后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信任逐步加強。如今，他們不光愿意同中國做買賣、在中國投資，還主動儲備人民幣并以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

　　其次，在存在經濟發展程度、政治體制、文化形態等諸多差異情況下，以一紙盟約維系的關系既不健康、也不穩定。以歐盟為例，用同樣的通脹率以及赤字約束經濟水平、消費能力等方面差距頗大的國家，使各國怨聲載道，其經濟和貨幣政策都失去了原有的靈活性。中國在同周圍國家的自由貿易方面已經有很大自由度，但卻保持了一定距離、沒有討論統一貨幣也是同樣道理。

　　第三，中國可以通過國際組織、國際法等平臺和框架同他國進行合作以增進周邊國家之安全感，而沒有必要結盟。在各方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結成的同盟使得各國關系缺少靈活性。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若發展為軍事同盟關系，中國將很容易被卷入歐亞大陸宗教、種族之間的爭斗。一方面，這將使中國外交失去回旋余地，在得到一些盟友的同時，引起另外一些合作伙伴的猜忌；另一方面， “一帶一路”的目標是與沿線國家展開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合作，進而實現資源共享、互利共贏，而結盟必將同這個戰略目標產生沖突。

　　當然，在遭美國及其盟國“圍堵”的情況下，同他國家進行經濟，外交，軍事等多方位合作是必然之舉，但是這不代表需要締結正式同盟關系。

　　俄國的亞歷山大三世有句名言：俄國只有兩個盟友，陸軍和海軍。中國需要發展自身軍事實力，而非以同其他國家結盟來尋找安全感——除了自己，沒有任何一國能夠給中國這樣的大國提供長期安全保障。結盟不僅不能給中國自身和周邊國家帶來安全，并且，同美國競爭盟友的行為很可能加速亞洲地區的分裂，導致“新冷戰”的發生甚至造成武裝沖突。總而言之，當下結盟并同美國競爭盟友對中國之國家利益有損無益，我國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分析和權衡利弊，切不可在此對影響國家長治久安乃至世界和平的重大問題上作出草率決定。

　　回顧美國近幾十年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得不欽佩華盛頓的高瞻遠矚，并應引以為戒：“我們應當珍視國家的財力，因為這是力量和安全的極為重要的泉源……我們處理外國事務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在與它們發展商務關系時，盡量避免涉及政治……歐洲經常發生爭執，其原因基本上與我們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們卷進歐洲事務，與他們的政治興衰人為地聯系在一起，或與他們友好而結成同盟，或與他們敵對而發生沖突，都是不明智的”。（廖凱，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