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第100屆普利策獎揭曉，美聯社記者關于東南亞“血汗海鮮”的報道榮獲新聞類“公共服務獎”，東南亞漁業系統普遍存在的強迫勞動、濫用奴工問題，以及成百上千在海鮮捕撈行業飽受奴役、虐待奴工的悲慘命運，受到廣泛關注。

　　在號稱“文明”的21世紀，地球上仍有如此黑暗的領域和角落，仍有這樣令人觸目驚心的野蠻場景和奴役現象，足以讓人感慨、憤怒。對這種領域、現象的大膽揭露，是媒體和媒體人職業操守和義務所要求的，“血汗海鮮”報道的意義是重大的，參與報道記者的獲獎、受好評也是實至名歸。然而，“血汗海鮮”不過是南亞、東南亞普遍存在的奴工、童工現象之一隅，“奴工問題”直至今日還能成為獲獎新聞，并“感動世界”，恐怕恰證明了這個世界實在太過健忘了。

　　不是嗎？

　　早在整整20年前的1996年，《生活雜志》（LIFE）就刊登了大名鼎鼎的耐克公司在巴基斯坦工廠使用童工、奴工的著名報道《帶血的足球》。“企業責任互信中心”（ICCR）等非政府組織上世紀末曾廣泛走訪了東南亞、南亞多家跨國知名運動品牌的工廠，發現在越南等國的這類工廠里，工人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墻上貼著“不得交談”的禁令，每日勞動所得不夠在超市里購買一公斤雞肉；在孟加拉國、柬埔寨、緬甸、印尼等國，為歐美知名品牌代工的紡織廠、服裝廠將數以百計、千計的工人關在巨大的、缺乏最基本安全措施的工廠內夜以繼日地勞作，造成大面積中暑、火災、工廠建筑倒塌等惡性勞動事故頻發。其中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國工廠大樓倒塌事故導致至少380名勞工喪生，涉及加拿大羅布勞、英國普里馬克等多家國際知名品牌，一度引發全球媒體廣泛關注和眾多唏噓。可時過境遷，如今過勞、奴役依舊，還有幾人記得孟加拉和緬甸的工廠大火？

　　“血汗海鮮”令人發指，在這一古老行業中被奴役的東南亞、南亞人值得同情，但人們不應忽略一個常識，即相對于較“原始”的海鮮捕撈、加工業，勞動密集型的“現代”工廠和需求量巨大、市場廣闊的跨國品牌，在這個問題上積弊更多、流毒更廣、問題更嚴重。

　　在“帶血足球”報道發出后，法國《隊報》曾在幾年時間里做過多次跟蹤報道，指出當諸多國際品牌在南亞、東南亞普遍存在奴役童工、奴工現象，覆蓋面西起阿富汗，東至印尼。“許多村子里唯一的‘現代產業’，就是讓孩子們縫制他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處的手縫真皮足球”，而這樣的現象直至今日，還被一些國家、地區，以及許多受益行業、企業和品牌以“產能向勞動力廉價地區轉移”的時尚“包裝”堂皇引進、推廣著。

　　回到此次“血汗海鮮”話題上來，沒有人天生愿意被奴役，這些當代“蟹工船上人”一如昔日對《生活雜志》吐槽的阿富汗籍山村“縫球”少年，系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忍受不公正待遇，他們中許多人舍此別無生計，更多人除了被壓榨、奴役，其他“活路”的“性價比”甚至更等而下之。如果不能改變這種“大環境”，如果無法給這些被奴役的人更多工作、生計的選項，他們擺脫奴役的同時或許也丟掉了飯碗。

　　《水滸傳》里那位粗中有細的花和尚魯智深曾說，“殺人須見血、救人需救徹”。改變“血汗海鮮”場景和奴工命運的關鍵，是清除“血汗產業”的生存土壤，是改變東南亞、南亞及其他普遍存在這類現象地區廣大貧民“非被奴役即遭貧餒”的生存狀態。否則，我們恐怕注定只能陷入“感動-健忘-再感動-再健忘”的循環不能自拔。

　　20年前的人們曾因《生活雜志》中“帶血足球”和6歲奴工的命運而悲嘆、憤怒，如今人們淡忘了20年前似曾相識的一幕，又被“血汗海鮮”和海鮮產業奴工命運悲嘆、憤怒。難道我們真的希望20年之后，新一代媒體、記者再一次為同類話題獲獎，新一代讀者再一次為同類事件悲嘆和憤怒？如果不想這樣，今天的我們在唏噓感動之余，究竟應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