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社會上出現了對“供給側”的各種解讀。但是在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些學者照搬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體系來解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強加的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誤讀和誤解。因此，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深入貫徹和推進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西方供給學派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現在多數學者把薩伊看成是供給經濟學的鼻祖。事實上，在凱恩斯經濟學出籠前，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都強調供給，認為供給比需求重要。在早期的古典經濟學中，提倡鼓勵生產，強調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生產。斯密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一國財富主要決定于實際產量水平，在于供給方面。比如，斯密認為，一國財富的直接決定因素是勞動生產力和生產性勞動的比率，而專業化與分工提高勞動生產力是一個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因此，整個古典經濟學都可以稱為供給經濟學。只是薩伊把供給經濟學發揮到極致，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應該說，薩伊與斯密一脈相承，而且把斯密的經濟思想“發揚光大”，重新闡述了斯密的學說，進一步把斯密學說系統化，同時也庸俗化。斯密提出市場無形之手的命題，而薩伊則更進一步論證了市場自動調節生產，社會生產使總需求等于總供給，經濟永遠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是20世紀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打破了薩伊神話，從而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理論如何更好應付經濟危機。其實，對薩伊經濟學，馬克思早就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稱之為庸俗經濟學。

　　面對薩伊經濟學帶來的經濟危機，凱恩斯指出，主要是由于缺乏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總是會出現“失靈”，從而導致生產與需求的脫節，而生產過剩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對此，凱恩斯倡導政府干預和需求管理思想。因此，二戰后，面對持續的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從而達到刺激經濟增長以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只是“曇花一現”，并沒有帶來實質性效果，反而形成了經濟的“滯脹”局面。事實上，凱恩斯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內生性的市場與需求擴張的理論，羅斯福新政的實質也只是在現有體制下的局部調整，而只要整體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起決定性作用，就改變不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因此，凱恩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趨勢和矛盾，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只是延長了危機爆發的周期跨度與時間。對此，凱恩斯本人也承認其政策只能短期有效，而從長期來看是無效的。

　　上世紀80年代，為了擺脫因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帶來的經濟“滯脹”困境，美國里根政府再次將薩伊定律奉為圭臬，推行一系列以供給學派為理論基礎的政策措施，諸如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大幅度減稅等政策，企圖帶領美國走出“滯脹”困局。供給學派堅持“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強調經濟危機的出現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恰恰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亂作為，從而主張市場自由放任的回歸。經過幾年的實踐，供給學派的政策實際效果并不令人滿意，相反還帶來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美國從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供給學派”也隨之名譽掃地。曼昆等經濟學家甚至把美國供給學派稱為“倒霉的”“愚蠢的”經濟學，而克魯格曼則稱之為“巫術經濟學”。

　　今天我們的一些學者不去正視這些事實，卻仍在鼓吹“供給學派”理論，重提實施該學派的政策主張，把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化地等同于供給學派理論，這不僅誤導輿論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西方經濟學的超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不斷超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教條，用事實不斷改寫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屢屢誤判，成功地走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讓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引起世界關注。回溯整個歷程，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并沒有遵循西方模式，更不是西方化，而是抵制著華盛頓的“正統”經驗，尋求適合本土的發展路徑。很多情況下，可以說，正是中國發展的路徑成功擺脫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教條，才推動中國經濟的異軍突起。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表明，中國道路注定要在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發揮強大的影響，由此也會改變未來經濟發展理念。可以想象，相比較在西方金融危機中崩潰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中國模式在更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更有市場、也更具吸引力。

　　透視中國經濟成功的秘訣，中國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國家的角色與作用，中國政府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中國經濟改革并不是簡單的實行市場化，實質上是對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構。300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總是囿于市場與政府的替代爭論，從而始終無法消除經濟發展中面臨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的問題。而中國從改革開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識到，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經濟改革的核心，經過不斷調整，現在定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機結合。正是這樣的體制框架支撐了30多年中國經濟的奇跡和成功。所以，不是中國經濟改革復制了西方經濟理論，恰恰相反是中國經濟發展豐富了經濟理論的內容，貢獻了經濟理論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中國向世界呈現的外在形象是經濟成就，其本質是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對西方的超越。從另一個方面看，只要任何時候中國經濟發展背離了中國國情而擁抱西方理論，濫用西方理論，中國經濟必然出現大的波折和問題。

　　因此，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意義在于超越而不是復制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發展，它立足于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是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宏觀背景下提出的新戰略。從本質上講，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發展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內在訴求，是中央“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總體部署的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體現了對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辯證把握，強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作用的有機結合。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薩伊定律無論是理論還是著力點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薩伊定律在本質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強調自主釋放的供給能夠自然產生均衡是其理論特點。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反對薩伊定律的。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政府要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職能，并通過推動供給側的改革深化，通過推動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重構和調整，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實現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在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的基礎上，實現供給質量不斷優化，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因此，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革命，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供給質量、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所以，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出發點到舉措彰顯的都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

　　三、辯證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于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要警惕假借“改革”的名義，實則販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不但要在理論上正本清源，澄清認識誤區，而且要在實踐中準確把握中央精神，從而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達到預期效果。

　　1.既要調整供給又要關注需求。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當前，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就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提高有效供給能力，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和活力，為中長期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創造條件。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應被單方面過度解讀，而是要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間的關系，將兩者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有助于提高宏觀經濟管理水平，有助于防止經濟比例關系失調，有助于克服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實現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穩定運行。

　　2.對“過剩產能”要有正確認識。有觀點認為，產能過剩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發揮不夠、國家干預過多的結果，甚至認為，國企是產能過剩的根源。事實上，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鋼鐵、建材、汽車的產能過剩，與經濟下行的速度與市場景氣的收縮過快有關，也和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和公共服務的分布不合理有關。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均鋼鐵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車保有量并不高，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中國只有相對收入水平的產能過剩，不存在絕對的產能過剩。從根本上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產能過剩不是政府干預過多而是市場失序的結果。因此，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需要突破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迷信，借鑒和超越西方發達國家的規范市場，既不能回歸計劃經濟老路，也不能完全放給市場，而應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從而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協作新路。

　　3.不應把“虧損企業”當作“僵尸企業”簡單化處理。“僵尸企業”，是指已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主要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的企業。這類企業擠占了社會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影響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整體提升，因此，要斬釘截鐵地處置，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通過采取兼并重組、債務重組或破產清算等措施，優化資源配置。但是，一定要防止把一些“虧損企業”簡單地當作“僵尸企業”來對待。決定企業前途的不是債務，而是產品的競爭力，是人才和技術。對于實體經濟中的虧損企業，必須搞清究竟是技術上已經落后必須淘汰，還是市場波動引起的資金鏈斷裂？事實上，一部分“虧損企業”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企業轉型成功能夠重新煥發活力。如果不加認真分析，簡單化處理，就會出現去工業化的后果，從而影響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此外，不能把“僵尸企業”等同于國企，達到“去國有化”實現私有化的目的。國有企業規模大、員工多，而且往往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歷史上對經濟成長的貢獻較大，應妥善處理，不能以處理“僵尸”為名賣國企，否則國企成“被僵尸”的借口，從而為私有化大開方便之門。應該說，大多數國有企業是有效率的，也是有競爭力的，只是經濟下行外部環境造成一時困難，而并不是真正技術落后和產品沒有市場。隨著技術成熟、產品完善和市場啟動，一些虧損的國企仍有重新煥發活力的可能。用“甩包袱”辦法去處理暫時虧損的國有企業顯然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

　　4.調整經濟結構不能只靠市場。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前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主要是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推進完全市場化的體制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調結構，是存量改革，強調實現“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三位一體。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完全的市場化不但不能徹底解決結構問題，反而會使結構問題更突出。政府要通過投資引領和國企導向作用，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并帶動和引領整個國民經濟轉型升級和穩步發展。為此，在結構調整中，一是國家可以通過設立戰略基金，建立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加強人才儲備；二是國家可以通過實施基礎理論創新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聯動效應，實現彌補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創新短板。

　　5.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落實共享發展理念。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巨大。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分配公平問題日益凸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產能過剩，其中一部分就是與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有關。加強供給側管理，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提供更多高質量產品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增進人民福祉，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落實發展共享，是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因此，在處理過剩產能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將過剩產能轉化為保障低收入群體正常需要的民生資產。市場經濟本身必然產生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收入再分配僅靠稅收與福利支出是難以持續的，而通過國家行為打造某種民生資產，可以使該類資產產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與消費，從而提高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水平。同時，也可以用國債方式收購剩余產品來實現再一次全民福利，或實行重點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的分配方式，提升國民整體生活水平。

　　四、對中國經濟學現狀的理論反思

　　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贏得了世界的認可，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基于我國經濟改革發展實踐所形成的各種經濟理論和學說還顯得非常零碎，并沒有形成一套系統的、完整的、具有嚴密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更沒有提出完整的理論框架去解釋中國經驗，進而一直沿用西方的概念解釋中國的問題。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學界也存在著重西方經濟學，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傾向，從而導致不少學者對西方經濟學的“迷信”和“崇拜”，妨礙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能力。特別地，一些中國的經濟學者仿佛已經對西方的經濟理論形成“路徑依賴”，每當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功，往往簡單化地歸結為是學習和運用西方經濟理論的成果；而當每一次經濟出現問題時，要么責怪沒有很好遵從西方的理論或者西方理論沒有得到很好運用；要么不自覺地從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尋找答案和理論依據。這種格局和狀況，容易使我們喪失理論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經濟學理論和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之中，從而誤判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

　　回顧中國30多年的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實際經濟操作者的行動，然后被中國的經濟學者總結發掘，最后以某種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無法理解或似乎不嚴謹的科學詞語，不斷被中國最高層決策者采納，再經不斷試驗和“試錯”，進而以更直白和樸素的語言形成權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國推進，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價格雙軌制，所有制結構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等。正是這些在西方經濟學里很難搜尋的中國語匯和中國概念，實際上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點火器，從而啟動了中國30多年的經濟改革，推動形成了中國經濟的奇跡。可以說，正是中國并沒有遵循西方的教條，而是始終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雄辯的事實打破了西方中心論的“神話”。

　　事實上，任何理論都有其特定的適用性。現代西方經濟學無論從起源還是從發展來看，都是與“西方”息息相關，是西方經驗的總結。而且，西方學者所擁有的經歷、背景決定了任何西方學者不可能準確解釋中國問題，也更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的范式解釋中國問題，用西方的概念去裁剪中國現實，用西方的理論去套用中國實踐，結果難以解決中國問題。這種理論的“奴化”和不正常現象，不僅反映了中國經濟學概念的缺乏，也暴露了中國經濟學理論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因此，中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經濟學的理論準備和主體意識，更需要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沒有主體性，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問題，更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中國的崛起對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戰，中國的崛起和對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學說越來越難以對中國問題提供準確解釋。中國的發展有著西方經濟學研究者所沒有的豐富素材，是一座構建經濟學理論的富礦。中國的學者要善于從豐富的實踐中汲取和升華經濟理論的中國元素。當前，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任務是，不但要解構經濟學的西方中心論，更重要的是對經濟學的西方概念進行“術語革命”，進而用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術語“創造性”重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邏輯體系。中國的學者有義務和責任秉承對西方概念的解構和改造而不是堅守和盲從，為世界經濟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