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6日社論指出，臺灣距離一言堂的政治有多遠？用解嚴做標準，至少有廿年之遠；以最近的一些政治氣氛來看，似乎又開始向一言堂政治走近了！　

　　《中國時報》所做“臺灣希望二○○八”專題調查，不過是以《被偷竊的國家》為題，討論近十年來的重大浪費支出，這樣一項公共議題，立即招來“行政院院長”、“秘書長”、“新聞局長”以及“執政黨立法委員”冠上是為“特定政黨”所為的置入性行銷，所展現的不只是不知政治責任為何物的驕狂，也是一種不能容忍批評（尤其是言之有物、踫到痛處的批評）的心態，一言堂政治已呼之欲出。　

　　如果面對批評的時候，執政者是使用事實數據資料為自己的政策辯解，說理的態度其實就是負責的表現；如果只是以攻訐、謾罵、扣帽子乃至其他各種不堪聞問的手法攻擊提出批評的媒體或不同意見的提出者，那就已經是為了對付批評而施以攻擊，實質上已邁上了一言堂政治之路。

　　社論認為，媒體，尤其是在法律規定“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時代，既不許由政府加以經營，就是在野的聲音。在野者可以在不同的議題上支持政府或反對政府，也可以在所有的議題上反對政府，但是大概不會在所有的議題上支持政府。做政治應聲蟲，那是只有一言堂的政治才會出現的事。期待媒體不該提出批評，也是只有一言堂政治的執政者，才會有的心態。　

　　媒體在野，是第四權，卻不是在野黨。臺當局把所有來自民間的批評都看成在野政黨的勢力范圍，如果不是極度虛心，就是有意的栽贓。這兩種極端，都是醞釀一言堂政治的溫床。其實，將所有在野的聲音都扣上“在野黨”同路人的帽子，是一種愚蠢的污蔑行為，無異承認一想到在野黨就會感到草木皆兵的驚恐；更嚴重的，則是把不是執政者同路人，都看成敵人加以對待的深層焦慮，以及動用手中權力修理異己的沖動。這可能都是一言堂政治的前奏。　

　　社論指出，誰是發明置入性行銷來掌握媒體時段、版面、走向的始作俑者？不就是現在的執政者嗎？聽聽他們指責批評媒體是在野黨置入性行銷的口氣，那是不是一種我會作賊別人當然也在作賊的心理反映？那是不是一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霸道？那是不是一種欲加之罪的莫須有？那是不是一種使用缺乏證據的懷疑來誣陷定罪的蠻橫？哪一樣，不是一言堂政治的路標？　

　　于此同時，竟然在媒體面前，搬演對付呼喊“施明德萬歲”口號的“假想敵”。這究竟是誰在執政？難道是“美麗島”事件前夕嗎？施明德是一位公民，當局文職武職人員都是“公仆”，將一位公民當做執行公權力的假想敵，是公仆可以做的事嗎？“假想敵”的假想行為是什么呢？呼喊口號而已，卻要以“國家安全”為由，加以強制架走，動用軍隊，強力壓制，執政者所不同意的語言（不過就是“施明德萬歲”），赤裸裸地以“國家安全”為名對付言論自由，這真是再明白不過的自我招認了！這與一言堂政治難道還不夠接近嗎？　

　　別以為執政者不知道他們是在壓制言論自由。“國安局長”在“立法院”答覆質詢，就明白說出為了“元首”安全，必須要對言論自由采取斷然處置的言論。軍方所展現的標準則是“施明德萬歲”的口號是會威脅“元首”安全的。臺灣不是緬甸，施明德不是昂山素姬，陳水扁不是布什，也沒有。可是，再這樣無限上綱的耍弄下去，臺灣會不會變成緬甸？本·拉登雖還不知道在哪里，臺灣似乎已不缺乏借此信意用兵反恐的執政者？　

　　社論質疑，腦海中充滿假想敵的執政者，會不會走上一言堂政治的舊路？這是珍惜臺灣民主得之不易的有識之士，都該問一聲的問題。正確答案不知道在哪里；多么希望，那群曾經懷著民主理想，躍上政治舞臺之后的執政者，能夠用他們當年在野時的熱誠聲音回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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