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當局執(zhí)政獨霸且毫無作為使得民心思變，從而造成了臺灣二次政黨輪替。臺灣《聯(lián)合報》今日發(fā)表署名文章分析說，導致這個結果的根源就是教育問題。馬英九注意到它的嚴重性，決定組“委員會”全面檢討當前的“教改”政策。李遠哲主導的“行政院教改會”各項政策主張，顯然將是被檢驗的重點。文章認為，以臺灣現(xiàn)行發(fā)展狀況來看，必須認真推動“教改”，刻不容緩。

　　事實上，臺灣自七十年代末期起推動的三大社會改造工程，除了政治改革已具體落實外，“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尚在蹣跚前進階段。正因為如此，臺灣欠缺厚實的公民社會基礎，難怪政治亂象叢生。

　　為何說未曾認真推動過教改？其實司改與教改正好可作對照。司改是依兩千年臺灣“司法改革會議”的決議在進行，而這個會議是由“審、檢、辯”等體制內的力量所主導。因為是體制內的共識，“司法院”即就各項決議逐項管考推動，因此截至目前為止的各項“法律”修訂，都還是依照該決議在進行中。

　　文章分析，相較之下，由于對師范體系主導的教育主張或體制不信賴，當年的“行政院教改會”，教育人員參與的不多，亦即該會的運作方式，比較具有“第三者”的性質，且不無“由上而下”改革模式的色彩。因為是臨時性的任務編組，“教育改革總咨議報告書”僅具有建議性質，具體的“立法”及執(zhí)行工作，尚有待當局各部門加以落實，尤其是臺灣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的配合。

　　其實，“行政院教改會”所提出的教育松綁、人權尊重、民主法治等建議，都是符合教育改革的潮流。只是，或許因為未考慮到實際執(zhí)行層面的問題，或許由上而下的建議并未內化為教育人員所認同的理念，這種體制外的改革意見，并未真正落實成為體制內的制度變革。因此，即便“教育行政部門”推動的是相同的政策主張，在配套措施或執(zhí)行方案有缺失下，難免會有諸多后遺癥。

　　文章說，任何政策主張都要靠人、組織來運作，因此改革首在組織、體制的變革。對此，“行政院教改會”主要的建議，包括修改臺灣“教育部組織法”及制定“學校教育法”、“國立教育研究院設置條例”等。如今，這三項法案“教育部”不是置之不理，就是還躺在衙門里。

　　以“教育部”組織條例為例，現(xiàn)行法讓“教育部”有過多介入管制的權限，“部長”可以將個人意識形態(tài)強行落實于教育政策中，現(xiàn)任“部長”的許多作為，不就是最佳例證。因此，必須“修法”，讓許多決策是由多元組成的“委員會”作出決議，而不是以政治意識干涉教育。

　　至于“一綱多本”造成學生學習負擔加重，亦非開放民間編輯教科書的政策有誤，而是政策配套措施、執(zhí)行方式有所偏差。這包括：九年一貫政策倉皇上路；審定教科書未經(jīng)研究及試教，造成錯誤百出；一綱卻沒有基本內容的規(guī)定，以致各版教科書差異極大，造成銜接困難等。

　　文章最后表述，馬“總統(tǒng)”提議組“委員會”全面檢討教改，這是很必要的，畢竟推動了十幾年的政策，也該到了全面檢討的時刻。但請確認究竟是政策有誤，還是因配套措施不足，讓好的政策難以發(fā)揮其優(yōu)勢。同時也希望新任“教育部長”如能明此道理，并依法行政，這樣臺灣的教育才有脫身教改泥淖的時日，臺灣的下一代才更有魄力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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