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新會期將在周五開議，因陳水扁家族涉嫌洗錢案攪得全臺灣翻騰，藍綠陣營都將制定“公務員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列為優(yōu)先“法案”，希望能借此“引進陽光”，讓來路不明的財物無所遁形。
　 
　　臺灣《聯(lián)合報》15日發(fā)表社論指出，陳水扁以“競選結(jié)余款”包裝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chǎn)，并將這些錢匯出海外，至今仍讓辦案人員困擾不已，偵查行動似也遭逢瓶頸，首要原因應是缺乏能使公務員對其財產(chǎn)來源“說清楚、講明白”的法制。

　　其實，“立院”推動制定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并非始自今日，早在陳水扁涉及“公務機要費”案，紅衫軍走上凱道“反貪腐”以來，“立院”便有相關(guān)“修法”提案。最后因“法務部”反對，雷大雨小，不了了之。

　　“法務部”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若公務員無法或拒絕交代財產(chǎn)來源，即推定有罪，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這個“立法”困境，一直延續(xù)到今年五月下旬，“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國民黨“立委”吳志揚所提“修法”草案，仍未解決。

　　當時，“法務部長”王清峰曾在“司委會”指出，吳志揚所提增訂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的草案條文，包括“超過收入差額巨大”、“有來源可疑之財產(chǎn)”等不明確法律概念，是否構(gòu)成犯罪完全取決執(zhí)法人員的裁量認定，顯然有違“罪刑法定主義”，而有侵害“憲法”保障人民權(quán)利之虞；且尚未證明犯罪，僅因公務員之配偶或其一親等直系血親拒絕說明或說明不實，即入人于罪，都已違背無罪推定原則，也與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之規(guī)定不符。但由于制定公務員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原是馬英九的競選承諾，“法務部”這一反對，等于宣告“馬上”跳票。

　　不過，經(jīng)過扁家涉嫌洗錢案的震撼之后，“法務部”已修正意見，在參考英國等相關(guān)立法事例后認為“無罪推定”不是絕對原則，并從公務員有說明財產(chǎn)來源的“義務”下手，決定在“貪污治罪條例”中增訂第六條之一“公務員違反不明來源財產(chǎn)之說明義務罪”，以及第十條增訂第二項，視為犯貪污罪所得之財物，可依法扣押、沒收、追征、追繳或抵償。這項草案業(yè)經(jīng)“行政院”完成審查，算是為“立法”防貪邁進一步。

　　社論續(xù)指出，扁家涉案的重點，除了陳水扁把外界捐助民進黨與捐助他個人的錢全部混同，黨庫通扁庫，導致“黑錢流竄”之外，更在于吳淑珍利用“非公務員”的身分，插手人事安排、收取前金后謝而不受刑事訴追。例如她在ＳＯＧＯ公司股權(quán)爭奪戰(zhàn)中，既讓徐旭東、蔡辰洋絡繹于往返官邸之途，又收受李恒隆的禮券，卻可全身而退，彷佛“非公務員”就有“刑事豁免權(quán)”。

　　扁家洗錢丑聞爆發(fā)后，陳水扁就不斷與吳淑珍切割；于是，凡事雄辯的“陳律師”儼然變成“完全不了解”而聽任妻子擺布的懦弱丈夫。其實，檢方在偵辦吳淑珍涉及ＳＯＧＯ案的作為，也大有“扁式切割”的味道：只依背信、偽文等罪嫌起訴林華德、徐旭東等人（一審判林有罪、徐無罪），卻以“非公務員”一刀切割在幕后翻云覆雨的吳淑珍，以及穿針引線的黃芳彥。

　　社論認為，貪污罪的犯罪主體，固然須為“刑法”上的公務員，但過于僵化的定義，根本打擊不了智能型的貪污犯罪。當有權(quán)力的公務員，直接故意或基于不確定的故意（間接故意）放任妻子、兒媳或親信“收賄”或“賣官”，行為人難道不該成為“非公務員共犯”？

　　這個“非公務員”不入罪的法律見解，已成扁案的一大死結(jié)，也可能成為扁家涉案能否成立或定罪的關(guān)鍵。若“司法”機關(guān)不能從法律解釋突破，至少也該由“立法”機關(guān)修法補救；否則，配偶出面擔任“黑手套”收賄無罪，幕后真正的貪污主犯也無罪，公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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