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在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下，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于1993年4月27日—30日在新加坡舉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兼臺港澳研究所執行所長嚴安林11日在華廣網刊文表示，“汪辜會談”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進行的，也是兩岸隔絕四十多年后的首次受權高層之間的商談，它開啟了兩岸事務性溝通的管道，為兩岸開展更高層次、更廣泛領域的接觸商談與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次會談時，備感“汪辜會談”在兩岸關系發展史上的重大歷史意義。

　　全文內容如下： 

　　二十年前，在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下，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于1993年4月27日—30日在新加坡舉行。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首度握手，相互致意，標志著海峽兩岸關系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的一步”。“汪辜會談”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進行的，也是兩岸隔絕四十多年后的首次受權高層之間的商談，它開啟了兩岸事務性溝通的管道，為兩岸開展更高層次、更廣泛領域的接觸商談與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次會談時，備感“汪辜會談”在兩岸關系發展史上的重大歷史意義。

　　一、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的一步”

　　“汪辜會談”是兩岸隔絕四十多年后的首次受權團體最高負責人之間的商談。時任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主任王兆國曾發表講話認為，“汪辜會談”圓滿成功意義重大，標志著海峽兩岸關系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的一步”。雙方在許多方面達成了共識，并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和《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等四個文件，取得了雙方均感滿意的結果。從這次會談的成果可以看到“中華民族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國家認同感，也說明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夠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處理好屬于中國內部的事務，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進程”。隨著“汪辜會談”四項協議的正式生效和實施，兩岸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商談日趨增多，兩岸各種接觸與商談的議題也更加深入，各種交流與合作亦逐步進入正常、有序的發展軌道。“汪辜會談”的舉行，打破了長期以來兩岸之間的僵持局面，在增進兩岸的互信與了解方面邁出了重要而成功的一步。“汪、辜一小步”，兩岸關系則在歷史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二、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的開始

　　“汪辜會談”是兩岸兩會協商制度化的開始。《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規定，“海基會董事長與海協會會長，視實際需要，經雙方同意后，就兩會會務進行會談，地點及相關問題另行商定”，“海基會副董事長與海協會常務副會長或兩會秘書長，原則上每半年一次，在兩岸輪流和商定之第三地，就兩會會務進行會談”。“兩會副秘書長、處長、主任級人員，就主管之業務，每季度在兩岸擇地會商”。兩岸兩會聯系與溝通管道的建立，開啟了兩岸溝通協商正常化、制度化的大門，這對以后兩會領導人相約互訪及解決兩岸交往中存在的問題，亦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汪辜會談”后已經進行的幾次后續性商談，尤其是1993年11月海協會人員首次赴臺，即為這一重要成果的具體體現。海基會出版的《辜汪會談紀要》認為，兩岸“兩會間制度化聯系管道的建立，對于增進兩岸間的了解，制度化的交流以及解決所衍生的問題，尤其是突發的緊急事件將有所助益”。《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的簽訂有助于兩會在解決兩岸事務性問題、促進兩岸關系正常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兩會協商制度化這一良好開端，為兩岸關系正常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兩岸關系制度化建設的開始

　　“汪辜會談”開啟了兩岸事務性溝通與談判的管道，為今后兩岸開展更高層次、更廣泛領域的接觸商談與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會談中雙方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為今后各領域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臺灣《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在會談后發表的社論均認為，“雙方秉持務實態度，在平等的基礎上就共同關切的議題進行了坦率而深入的討論，取得了顯著成果，不但為兩岸的良性互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兩岸今后協調和處理有關事務樹立了一個可資依循的模式”。隨著兩岸交流的日益擴大及其衍生的問題不斷增多，以往針對一時一地一事的隨機性個案處理方式顯然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以兩會為主要管道的多議題、多批次、多回合的頻繁接觸商談也逐步展開。會談中兩會達成的《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標志著兩岸事務性問題的解決已開始朝互動良好方向發展。“汪辜會談”的系列成果為以后兩岸進一步深入溝通交流提供了良好案例、協商經驗與溝通渠道，兩岸關系開始朝制度化建設的軌道前行。（嚴安林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兼臺港澳研究所執行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