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生報》9日社論說：所謂“政治”即辦理眾人之事，也可謂政治與人人有關。但政治有其制度，謂之政制。政治也有其范圍，稱為政界。靠政治為業的人，有以政客相稱者。就社會分工角度言，各司其責各司其事，社會才能太平和樂。然而今日臺灣卻人人言“政治”，凡事唯政治是問，只要意見相左即非我族類。可以無視法律，攻占“立法院”、侵害路權、圍困警局，甚至揚言癱瘓捷運。

　　面對如此紛亂局面，臺當局卻自法治防線上節節敗退。此刻最令人憂心的并非服貿不過、核四停擺可能的后果由誰來擔？而是今后臺灣命運究由誰決定？最新一期《經濟學人》雜志便提出下述分析：“馬英九在服貿及核四兩大政策上，先后對街頭運動讓步。影響所及，不僅是馬英九已成跛鴨，臺灣的前途也越來越可能由‘街頭’決定。”臺灣的行政與“立法權”若不能相互溝通制衡，必須借由體制外力量加以沖撞扭曲，確實是臺灣“民主憲政”一項致命傷。因此我們期望《經濟學人》所下的“看風向辦事”結論只是一種妄斷而已。由郭臺銘怒斥陳歐珀一事，可看出民眾對“路過、鬧場”感到不耐。

　　在美國《如何制訂政策》一書中，有段話發人省思，更猶如臺灣當前狀況的寫照與指引：“美國之舟的航向是由憲法確定的：自那時以來（立憲），掌舵者甚多，他們必須設法避開無法預見的暗礁和淺灘。他們裝上新的貨物，并且把一些陳舊過時的裝備拋棄，他們據以航行的基本規章是十分靈活的，既可適應險惡天氣，也可在風平浪靜中前進。目的地也許還遠的，然而卻是清晰可見的…。”這些話的基本精神即在于對憲法的尊重與服從。根本不可能將踐踏法律者視為“英雄”，當局也不宜一再向壓力低頭。

　　臺灣所以引發一連串學運，以及街頭抗議，顯示的當然是臺當局在執行政策上有所偏失，否則也不致有如此大民怨。然而兩岸服貿協議以及核四存廢問題，都不是選擇或是非題。而是必須慎重判斷、理性思考，然后才能下決定的重大政策，說得白一點更不能隨街頭運動搖擺。民進黨或持反對意見者，當然可以反對草率通過“服貿”，但必須把理由講清楚，修改或廢約也有一定程序，不能僅憑“還權于民”的口號就要臺當局照單全收。設若現行體制都必須否定或改變，則“還權于民”的對象又是誰？全民嗎？當然不可能，那么必定又出現一批新權貴或利益既得者？如此循環下去，民主制度又如何建立？臺灣也勢必陷于長期不安中。

　　臺當局在服貿與核四兩案中，始則言辭鏗鏘立場堅定，并強調服貿不過，除了危及兩岸關系外，更將拖累臺灣經濟。如今卻在壓力下，再也沒有官員敢置一言，似乎有意讓“服貿”在“立法院”冰凍下去。核四政策更是如此，前一日馬英九還在電視上與民進黨主席公開辯論，敘事說理可說井然有序，底線則堅持在“公投”上，但僅隔一天卻政策大轉彎，宣布核四停工（與停建又何異），此種轉彎連反核人士也感意外。核四問題爭論非始今日，掐指算也有20余年，臺當局有必要在街頭運動下一夕翻盤？在倉促決定廢核四后，現在又要召開所謂“經貿國是會議”，討論的議題包括：是否“先簽貨貿再簽服貿”、“核四停建后的臺灣能源政策”等等。

　　這種議題令人有時空錯亂本末倒置之感，因為在談服貿之前，臺當局有關部門早該評估孰先孰后問題，服貿談判經年耗時耗力，在簽署后卻又回過頭去討論誰先誰后，豈不怪哉。臺灣能源政策更要在20年前就討論底定。在廢核四后，才去惡補所謂“能源政策”，豈僅本末倒置，即使欲亡羊補牢也為時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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