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23日發表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邱天助的評論文章說，臺灣318學運落幕已有一段日子，激情過后，或許人們較有可能平心靜氣探討臺灣社運發展各種面向。

　　這幾年，臺灣大小抗爭一直沒斷過。抗爭，已成臺灣民主社會的常態與情緒的出口。至于，是否能夠形成、展現超脫黨派、跨越階級、純凈無私與和平理性的“新公民運動”勢力，則是令人期待與質疑。

　　觀諸當前臺灣經濟，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臺灣前途又掌控在一群目光短淺、意識形態偏執，只關心下屆選舉、討好基本盤的政客手里。所有政治策略過招，幾乎只是藍綠惡斗與利益交換的變形，無法致力于根本的建設與改革，讓臺灣呈現停滯、倒退狀態。

　　馬當局雖然信誓旦旦要勵精圖治，但施政卻得不到民眾掌聲回應。因為，對于注重心理感受與情緒傳染的民眾，問題的癥結不在于臺當局的改革，是否能使社會更公正、更平等，而在于追求的公平與正義，能不能帶來民眾的歸屬感、凝聚力和群體意識。

　　在臺灣，社會到處彌漫著不信任情緒，人們對自己未來更充滿不確定性，多數民眾身陷“后現代集體焦慮”泥淖，容易感到不平、不安、挫敗與沮喪，也容易吹毛求疵，卻找不到可以依賴的浮木。

　　于是，藉由自主性和反抗性社會運動的參與，除了容易感受到有如普羅米修斯般的解放，想象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外，有些人則是因為“跟風”或“羊群心理”，求得“社會認同”的自我安頓。

　　事實上，抗爭不純然只是對臺當局決策的反動，而是提供認識人類社會、文化、歷史的新視野；社會運動更非只是“時尚”或流行，它能形塑、促成往后政治發展的方向與環境，啟發不同的政治理念、組織與類型。

　　然而，臺灣社會運動往往缺乏獨立性，也無法吸納多元社會力量，不能有效監督臺當局與政黨的可能濫權，或驅使當局、政黨進行必要的改革。

　　其一，由于臺灣特殊政治生態，社運人士很容易沾染藍綠色彩，形成專嗆藍或嗆綠，遇到相同顏色則偃旗息鼓，無法一致性的對當權者，保持“馬克思的吼叫距離”。造成抗爭事件只是惡斗的延伸，而社運組織只是政黨的側翼罷了。

　　其二，一些社運者雖強調和平理性，卻拒絕開放性對話，只允許從其內部規劃出來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論述，形成思想上的帝國主義。很多人不能明白，同樣都是表述看法，為什么你的就是對，而我的就是錯？

　　這一、二十年來，藍綠惡斗已拖垮、癱瘓臺灣，多數人民早厭倦、疲憊，卻無力掙脫。在這個苦悶、焦慮的社會，亟需真正人民力量出頭。可惜，在過度濫用下，如今“人民”已變成空洞符號，變成道德上、輿論上所操弄的抽象概念，以做為戰斗的召喚，有時聽起來格外刺耳。

　　文章最后說，公民運動必須努力發展，不同于先前依賴關系所衍生的政治色彩，開拓更高的整全性格局；同時，在民主社會中，必須保持對話的可能性，讓世界更寬容、更多元，也讓臺灣人民的中道力量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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