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工商時報》20日社論指出，近來臺灣各界為了高中語文課綱文言文篇數是否調降，吵得沸沸揚揚，即令課審大會已于日前拍板維持原比例45～55％，但要求調降的聲浪仍未止息。鑒于語文教育影響文化素養至深，攸關臺灣競爭力，臺當局自應以百年大計的高度來做決策，切莫以狹隘的史觀重議課綱，甚至調降古文比例。

　　社論中說，這一個月來主張調降古文比例者其所持理由無奇不有，有人引胡適名言“死文字不能產出活文學”直指古文已不合時宜；也有人認為古文實用性不高，不能解決就業、薪資、貧富差距等問題；還有人抱怨古文太多會磨光學習意志，認為語文教育不是與過去對話而是與現代、未來對話；更有人批評學文言文是拿年輕人的血澆灌僵死的中國魂，偷渡意識形態等等。這些對古文的批評似是而非，以下我們一一加以檢視：

　　社論指出，第一、就胡適批判古文一事，1917年、1918年年胡適、錢玄同、陳仲甫等人確實經常于《新青年》消遣古文，胡適也確實說過：“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錢玄同更說：“兩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至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這等誑論令人嘆為觀止，然究其原因，這實在是百年來國勢衰微，民族自信心幾近崩潰所致，那是個時代悲劇，我們不忍多加苛責。

　　然而，同時代的學者如錢穆、朱光潛等人就比較能從歷史的高度來反省，錢穆說：“民初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以來，老要在舊文學里找毛病，毛病哪里會找不到？”朱光潛則指出：“提倡白話文的人們歡喜說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它使一般青年誤信只要會說話就會做文章，對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對舊書可以一概不讀，這是為白話文作繭自縛，因為較好的白話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詞。”

　　胡適雖倡議“死文言不能產出活文學”，但30多年后也就是在1955年，他卻為文推崇范仲淹的靈鳥賦，他說：“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比亨利的‘不自由，毋寧死’要早740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胡先生這回算是還了古文一個公道。

　　社論認為，第二、有人說古文實用性不高，不能解決就業、薪資及貧富差距的問題。此言差矣！讀過《貨殖列傳》者都會驚訝司馬遷對市場的認識，而讀過《明夷待訪錄》者更會嘆服黃宗羲居然把二十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才提出的外部性（externality）講得如此透徹，而《夢溪筆談》更記載范仲淹以擴大內需解決杭州的經濟蕭條，范仲淹自謂此法為“發有余之財”，比起凱恩斯學說整整早了880年。此外，損有余補不足，降稅救經濟，民貴君輕等思想也見諸孟子、老子及平賦論等古籍。那些說古文過時的人，到底讀了幾本古書，著實令人懷疑。

　　社論中說，第三、有人主張語文教育不是與過去對話而是與現代、未來對話，因此不必讀古文，這樣的論調也有待商榷。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表示：“大學教育盡可能要在文化、歷史多花點時間，一個青年人即使不懂希臘文，也該藉由翻譯對古希臘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雖不必一遍又一遍研讀英國君王史，但也應設法了解世界歷史的梗概，如此才可以讓我們從歷史興衰里，洞析今天的問題。”

　　若羅素來看今天文、白之爭，他一定會從歷史的高度要我們多花些時間去了解古文，他雖是英國人，但仍要青年人去了解希臘文化，這樣的胸襟，為今日臺灣所欠缺，當我們在討論語文課綱古文比例時，實在需要這樣的歷史高度。

　　第四、有部分學子反映：“古文教學一直在字義上打轉，以致讀古文如霧里看花，久而久之就失去興趣。”這是實話，對此我們要吁請教育當局盡速改正，今天好好的古文會被學生視為洪水猛獸，正是考試引導教學的結果，高中語文第一課《師說》：“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不幸的是，我們今天正犯了這個小學而大遺的錯誤，為了讓學測有好成績，老師成天帶領學子們穿梭于句讀之間，使得原本富有哲理的古文全成了索然乏味的廢文，學子們豈能無懼？

　　社論強調，“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要做大事就得有大格局，絕不可閉關自守，可惜20年來我們“戒急用忍”行之于前，反服貿縱之于后，以致優勢盡失，經濟日疲，如今竟連語文教育也要劃地自限，這樣的心態只會讓臺灣愈加渺小。當青年人不懂得與自己的歷史文化聯結，所失去的非僅文筆而已，更是文化、社會資本及經濟競爭力的全面式微。想想羅素、錢穆與朱光潛的談話，思及當前世界局勢及臺灣處境，教育當局豈能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