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lián)合報》近日發(fā)表社論說，沒經過陳水扁弊案，不知道人可以這么貪；沒經過陳水扁弊案，也不知道政商關系這只巨獸，竟能如此丑惡恐怖。

　　社論分析說，扁珍的權力與貪欲互成正比，他們的權力愈大，政商網絡愈織愈密，貪欲也就愈大。初入政壇時，他們跟豪門巨富尚未攀上關系，金主多是中小企業(yè)人士，這些早年和陳水扁家熟識的人，只要沒被陳水扁愈來愈大的權力沖昏頭，未絞盡腦汁鉆營更大利益，幸皆未卷入扁家今天的貪瀆風暴。

　　至于與扁珍一同腐化的人，如南港案中的吳淑珍同學蔡美利等人，則從早年的情義相挺，惡質演變到幾乎全家族都成了扁的共犯，施壓行政機關，特權招攬工程，甚至還當起了金錢游戲的掮客，透過政商特權，四出藉端藉勢聚斂錢財。

　　社論說，陳水扁家是從陳水扁在臺北市長任內，開始陸續(xù)累積所謂的“政治獻金”，也開始陸續(xù)把錢移往海外。但直到陳水扁首任臺灣地區(qū)令人，恐沒人相信以批判黑金著稱的他竟會大搞政商關系，貪污至此地步。

　　“公務機要費”案爆發(fā)后，大家才知道原來陳水扁就任宣示薪水減半根本是玩假的，因為陳水扁家運用發(fā)票按月抱走了遠超過他薪資的大筆“公務費”。“紅衫軍”反貪“倒扁”，靜坐一個月，陳水扁人前聲色俱厲痛批指控他貪腐的人，吳淑珍人后卻悶聲不吭地拚命搬錢匯出，這些來自企業(yè)大老板的錢，其數(shù)額在吳淑珍遞給特偵組的陳報狀里，就至少有十八億（新臺幣，下同）之多。

　　社論還說，那些向扁珍進奉上千萬到數(shù)億不等傭金、賄款或獻金的企業(yè)大老板，從“公務費”案提供發(fā)票的貴婦人們，到南港案行賄評委與官員的營建業(yè)者，乃至“二次金改”涉案的金控董事長，以及高科技大老板們，他們攀附官邸各有動機：有些人是擁有了財富，就愛圍著權力人物打轉，以進出官邸為榮，甚至以紅頂商人自居，炫耀于眾。另有些人雖對扁家無所求，但因為大家都給官邸送禮，自己豈可不送？彷佛送了禮就等于買了政治保險。再也有些人卻是為了企業(yè)的財務危機，或企業(yè)的擴展需要，捧著大筆鈔票買競標的入場券，或尋求財務解套的機會。他們的動機不同，后來的命運亦未必一樣，其中有些已經東窗事發(fā)，另有些尚在風聲鶴唳階段，但此際應皆是悔不當初。

　　社論認為，臺灣的政商關系原本并非如陳水扁弊案中所暴露這般恐怖丑陋。李登輝執(zhí)政時代，政商首度合流，他不但曾公開說過“當局的責任就是替資本家賺錢”，也一改過去政治人物與商人的“后花園式”的關系，把政商關系堂而皇之搬上臺面，“文武百官”與工商人士餐聚也見怪不怪。但即使在黑金大門初開的那個年代，還少有哪個政務官敢搞對價關系的政商互動，遑論將數(shù)十億不義或不法之財，神不知鬼不覺地洗出海外。

　　陳水扁執(zhí)政八年期間，初期搞政商關系以李登輝為師，后期則青出于藍，政商關系從豪門巨富第一代延伸至第二代，從傳統(tǒng)企業(yè)擴及到金融與高科技領域，三級貧戶之子儼然已成政商兩界的共主。其結果則是臺當局涉弊遭訴的政務官數(shù)目創(chuàng)下史上最高紀錄，到最后連他自己及其家人也成為貪污罪的被告，堂堂臺灣地區(qū)領導人下臺后竟成階下囚，丑聞傳遍全球。這些駭人的政商共犯逐漸曝光，雖是陳水扁害了那些企業(yè)主，但亦何嘗不能說是那些企業(yè)主縱容了陳水扁？

　　社論最后說，扁家弊案是政商關系的負面教材，扁珍貪婪的嘴臉堪為來者鑒戒。臺灣要走向清明政治，有權力者就得摒除金錢的誘惑，不可以權斂財；同樣的，企業(yè)主亦不可用金錢污染政治來換取不義不法的企業(yè)利益。就政商關系言，陳水扁弊案是從政者的前車之鑒，也是企業(yè)界的血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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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