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3日社論說，2016大選，人們目前唯一確定的事，是臺灣可以選出一名女性領導人。除此之外，這場選舉能為臺灣帶來什么改變，能否打開僵持郁悶的政局，能否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能否為世代剝奪及分配正義找到解決的方案，則幾乎看不到答案。更可嘆的是，民眾似乎也忘了問這個問題：這場選舉的意義是什么？

　　當民主只剩下投票，政治只剩下選舉，民主政治的意義遭到淘空，是必然的事。事實上，歷經兩次政黨輪替，民眾對于藍綠兩黨的性格、能力和局限都已了然于心。然而，兩個政黨都缺乏自我反省和提升的動力，一個懦弱因循，怯于作為；另一個則色厲內荏，爭功諉過。在這種情況下，透過選舉“換人做做看”，固然滿足了政治人物掌權執政的野心；但從選民的立場看，投票行為卻豈可僅以為政黨背書為已足？

　　也因此，當宋楚瑜一邊拭著眼角的淚水，一邊聲稱他愿意“慎重考慮選總統”時，不免給人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16年前，他曾經凝聚許多人的寄望打出雖不成功卻漂亮的一役，此后一戰再戰每下愈況，他卻可以不顧尊嚴繼續各種參選演出；其所憑藉的，不過是選民一再失落的懷舊情緒。對比臺灣處境的時空位移，這個場景除映照出宋楚瑜過時已久卻無力蛻變的身影，也折射了臺灣選民“選人不選黨”的積習對民主政治的不利。

　　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至今剛好30年；從1996年臺灣第一次進行“總統”直選，至今則正好滿20年。從這兩個時間點看，30年來臺灣的民主波瀾一波接著一波，不論是民主的深化、“憲政”的改革、公民參與的擴大，路徑錯綜迂回，卻也推促了一次次進展。尤其2000年的大選，除了陳水扁締造史上首度政黨輪替，國民黨的再分裂與李登輝被逐出國民黨，都帶來強烈的政治沖擊；雖如驚濤駭浪，但基本上有助于社會認同，也確立了臺灣政黨政治的架構。

　　2008年的大選，陳水扁8年的貪腐濫權葬送了民進黨的進步形象，使馬英九輕易為國民黨奪回政權；二度政黨輪替的意義，就是民意對貪腐政權的唾棄。比較晦澀難解的，是馬英九的8年，馬當局在對外及兩岸關系的發展上表現穩健，但在內政上卻始終難以伸展手腳，即使握有“立法院”過半的優勢，也屢屢受各種因素羈絆，無功而返，留下“無能”或“無作為”的印象。也因此，去年底“九合一”的大敗，也預告了藍軍2016的苦戰。

　　問題是，當看到蔡英文自信滿滿，一副馬上就要登上大位的姿態；不少人一定會問：這么一個不謙卑的人，萬一當上臺灣地區領導人，老百姓會有好日子過嗎？這么一個搖擺的人，萬一當上“總統”，她的施政和言行能有可預測性嗎？更何況，8年來，民進黨從未對陳水扁時代的貪腐和無能有過反省或致歉，從未對其反覆的兩岸政策及蠻橫的“立法院”路線有過誠實檢討；現在，只因為人們對馬當局感到厭怠，就只能把未來交付給蔡英文主掌嗎？

　　之所以要追問2016大選的意義，是因為現代公民不能只甘于當一個投票機器，不能甘于當政黨的馬前卒，更不能甘于盲目或無奈的選擇。那樣，就談不上是有意義的公民參與，更談不上是積極的民主政治。人們可以做的，不是跟著大浪潮流選邊，而是要設法提出質疑，鞭策政黨及候選人站出來回應；并藉著這樣的過程，認識候選人的本質，打掉他們的傲慢。最糟的選舉過程是群眾造神，就像柯文哲旋風那樣，其傲慢原形卻在執政現實中暴露殆盡，卻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2016的大選仍充滿合縱連橫、招降納叛的戲碼，仍充滿抹黑、造謠、含淚引退的節目；這些，大家都已經習慣。但人們應該積極追問的有三：一，這場選舉可以為臺灣疲累的民主旅途找到什么新的出口嗎？二，這次選舉充斥舊的身影和舊的爭論，卻聽不到任何新的愿景，而“維持現狀”算是一個好承諾嗎？三，經濟遲緩、分配不均、世代不公，乃至電力失衡等問題都應該算是藍綠“共業”了，但我們看得出來誰有能力解決嗎？

　　以上問題，如果沒有明顯而立即的答案，民眾必須不斷地追問，再追問，直到問出一個端倪。唯有如此，才能賦與自己的選票一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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