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歐洲干涉主義復興是權宜之計 需戰略考量

　　美國《世界政治評論》雜志網站2月11日文章 原題：推動歐洲新鷹派主張的是權宜之計而非戰略

　　干涉主義重新興起

　　最近幾年常被美國分析家嘲弄的歐洲士兵重新吃香了起來。法國對馬里的干涉促使大西洋兩岸的評論員開始懷疑———用《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的話說———“歐盟能否成為世界警察”。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樂于開戰的態度讓那些認為奧巴馬總統在動用軍事力量時過于謹慎的人激動起來。《金融時報》的菲利普·斯蒂芬斯說：“美國抖掉了干涉主義的虱子，而歐洲又染上了。”

　　此類評論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正如斯蒂芬斯所指出的，歐洲國家缺乏帶頭進行真正意義上大規模干涉的軍事手段。美國駐阿富汗軍人的數量仍是法國駐馬里軍人數量的20倍。而正如阿普爾鮑姆所指出的，內部的政治騷亂導致歐盟很難在國外采取有效的行動。對于在非洲作戰，德國不像法國和英國那么感興趣。波蘭等其他歐盟成員國也并不熱心。

　　審視過去兩年的歷史學家會碰上一個難題。以英國和法國為首的部分歐盟國家為何在財政狀況極端不穩、大幅削減防務開支的時期發動新的戰爭？

　　盡管存在上述因素，且阿富汗戰爭后公眾對干涉主義的價值持懷疑態度，但法國不僅在馬里采取了行動，2011年還動用武力解決了科特迪瓦的危機。英國也加入了法國的行列并敦促對利比亞進行干涉，盡管德國拒絕在聯合國支持這一選項，但比利時、挪威等其他一系列北約成員國迅速加入了這次行動。斯蒂芬斯說，現在巴黎和倫敦是“呼吁對敘利亞進行干涉的先鋒”。

　　干涉主義這只虱子看似有毒是有原因的。西方國家未能在南斯拉夫瓦解時拯救許多人的生命，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和他的顧問是深受這一點影響的一代政治家。他們不想讓那個時代的錯誤重演。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酷愛危機外交，不管是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中對俄羅斯進行的高風險斡旋還是對利比亞發動的空襲，他都積極參與。去年夏天一上任就命令法國軍隊撤出阿富汗的奧朗德，承諾在自己的總統任期內將采取更加謹慎的態度。盡管如此，他仍從干涉馬里的行動中獲得了政治收益。

　　權宜之計導致冒險

　　不過歷史或許也會表明，使得歐洲最近必需展開軍事冒險的不僅是蓄意接納干涉主義的態度，戰略意外和外交誤算同樣是重要原因。

　　法國在科特迪瓦和馬里的行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2010年年底科特迪瓦爆發大范圍暴力活動時法國已在該國部署了地面部隊。但由于擔心留在該國的法國平民，巴黎最初退縮了，讓非洲的斡旋者試著解決這場危機。直到危機逐漸逼近高潮，阿比讓市似乎瀕臨發生大屠殺的邊緣，薩科齊才命令法國軍隊采取行動。此時已有上千人喪命。

　　法國對馬里采取的手段更為保守，在叛亂分子占據該國北半部后的9個月里一直避免進行干涉。其計劃與其說是派出自己的軍隊，不如說是協助西非國家政府出兵。這就牽涉到要與阿爾及利亞和美國官員進行錯綜復雜的談判：阿爾及利亞擔心這場在其南部邊境爆發的沖突可能會升級，美國則質疑該計劃能否奏效。

　　直到叛亂分子在今年1月初發起了有可能占領該國其他地區的新攻勢，奧朗德才批準進行直接干涉。法國軍隊部署的效率，以及乍得等非洲國家增援的速度使一些觀察家確信，法國為采取行動所做的準備工作比它之前聲稱的要充分得多。如果法國軍隊沒有為緊急行動制訂應急計劃的話，那就奇怪了。不過，奧朗德已試著在盡可能長的時間內避免對馬里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并為此投入了大量的外交資源。

　　奧朗德至少可以從以下事實中得到安慰：對利比亞進行的干涉——薩科齊任期的頂峰——也是以混亂的方式展開的。在2011年2月利比亞爆發第一波暴力活動時，歐洲的總體反應是深感困惑。英國把重點放在將本國人撤離利比亞。(令人尷尬的是，利比亞叛亂分子在該國東部扣留了一批英國情報官員。)北約秘書長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宣稱北約并不打算卷入這場內戰。2011年3月法國和英國敦促采取軍事行動時，它們最初只不過是設想設立一個可能用處不大的禁飛區。

　　亟需宏觀戰略考量

　　不過，英法敦促采取行動的積極性最終說服奧巴馬政府提議展開更大規模的干涉行動。我去年在一篇有關法國在聯合國外交活動的文章中說，這是一場真正的政變。但要記住，利比亞戰爭并非是歐洲小心翼翼事先部署的產物。鑒于2011年年初各類事件在北非和利比亞各地上演的頻率，這一點幾乎算不上出人意料。不過即便在北約全心投入空中行動后，許多英國和法國官員仍覺得決定進行干涉是個錯誤。歐洲對戰后行動的規劃被證明過于有限，由此導致的利比亞雇傭兵和武器的外流促使馬里變得動蕩起來。

　　與此同時，歐洲對于干涉敘利亞的態度也同樣糊涂。2011年年底，時任法國外交部長阿蘭·朱佩建議向敘利亞開放人道主義通道。但在2012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相較于軍事行動，英國和法國更關注在聯合國的外交活動。盡管據說卡梅倫早前更青睞更強硬的手段，但英國官員努力勸阻了他。如果巴黎和倫敦現在成了對敘利亞進行干涉的“先鋒”，這只不過是因為，在花了兩年時間試驗了幾乎所有可能的選項后，它們的選擇已所剩無幾。

　　而這很有可能是解釋干涉主義在歐洲的政策爭論中重新變得重要的最佳理由。在過去兩年中，對于在那些在日益動蕩地區發生的事件，歐洲各國政府一直在奮力識別和運用非軍事的外交工具。動用武力很少是它們的第一選擇。但隨著危機的惡化，動武往往是唯一選擇。歐洲最近的軍事行動已表明，歐盟成員國并不是軟柿子。但這些干涉行動是權宜之計，而非一項重大戰略的一部分。(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高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