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正經歷著從“時間性”向“空間性”的過渡，通過攻城略地造就了一個“帝國”。隨著恐怖主義“領土化”的態勢日漸凸顯，反恐行動也日趨朝著“陣地戰”發展。

　　最近，恐怖主義和國際社會的斗爭出現了一些“詭異”的變化：尼日利亞的“博科圣地”被“伊斯蘭國”(IS)接納，同時，伊拉克政府軍從IS手中奪回了一些戰略據點。外媒認為，雖說IS暫時處于守勢，但反恐行動仍然進入了僵持階段，陣地戰成為“新常態”。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內的第二份、也可能是最后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繼續將極端主義暴力視為美國面臨的重要威脅。報告稱，美國將與盟友集體行動，以消除暴力極端主義的理念和根基。

　　由此可見，全球反恐之路依然漫長，常規戰爭或將在反恐行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無論伊敘邊境的“伊斯蘭國”，還是尼日利亞的“博科圣地”，都宣布了“建國”，恐怖主義領土化的態勢更加明顯，反恐戰爭也必然朝著爭奪領土的方向發展。

　　在傳統政治理論中，恐怖主義的最大特征之一是非領土化——有藏身之所，但不會承擔治理的職責，恐怖組織往往通過非對稱的襲擊制造社會恐慌，自殺炸彈是這種極端暴力手段的象征。以往，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恐怖團伙都遵循這一模式，氣焰囂張但無法攻城略地，從未在廣闊的領土范圍內進行統治。

　　而今，作為基地組織分支的“伊斯蘭國”打破了這一范式，掀起了一股征服的狂潮。在美國領導下的多國部隊的空襲下，IS的擴張腳步有所放緩，但必須看到，多國部隊的軍事行動持續數月，IS的“領土”只是沒有增加而已。反恐戰爭變成了持久的陣地戰，即便如美國這樣的超級強國都無法在短期內擺平IS，遑論其他國家？

　　“伊斯蘭國”在中東的立足不僅進一步撕裂了當地的政治版圖，攪亂了地區安全格局，而且使恐怖主義的外溢效應凸顯。如同公元7世紀伊斯蘭世界掀起的征服風暴一樣，IS在中東腹地開疆拓土，一度威脅到巴格達。

　　有人認為，“伊斯蘭國”與歷史上的亞歷山大帝國、蒙古帝國類似，征服與擴張是其生命力的來源，擴張一旦停歇下來，它就進入了衰亡期，這也是這類政權被稱為時間性帝國的緣由。與之相對的是空間性帝國，典型代表包括中華帝國、奧斯曼帝國和羅馬帝國，它們都在一定的疆域內建立起統治秩序，由此衍生出“領土不可侵犯”的信條。

　　對野心勃勃的“伊斯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其自我描繪的版圖遠超史上任何一個伊斯蘭帝國的疆土，換言之，這勾勒出IS恐怖主義手段所能染指的大致范圍。

　　“伊斯蘭國”正經歷從“時間性”向“空間性”的過渡，既在伊敘邊境建立了政權，又將恐怖襲擊不斷擴散出去，加之從中東返回的極端分子不斷發動獨狼式襲擊，恐怖主義愈發呈現出“全球化”態勢。可以說，基地組織、IS及其他恐怖組織形成了一個恐怖主義帝國，隨著IS成為這個帝國的核心，反恐戰爭有了更明確的目標，日趨常規化。

　　相比周邊地區的一些世俗化政權，“伊斯蘭國”的優勢在于資金和意識形態，這種權力架構更適合擴張。但不可否認，要在一定空間內建立有效統治，任何政權都需建立財稅制度、工業體系等。依靠石油交易，IS曾日進斗金，這些錢用于維持一支軍隊綽綽有余，但就一“國”的財政來說，這點收入仍嫌太少。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多國達成共識，欲掐斷“伊斯蘭國”的資金來源，此后，IS缺錢的消息便頻頻傳出，據說連“發餉”都成了問題。

　　意大利理論家葛蘭西曾提出反抗資產階級霸權的兩種方式：游擊戰與陣地戰。其中，游擊戰就是推翻政權，但既有的權力架構和基礎依然故我，最終導致新政權被舊制度“俘獲”。因此，要真正推倒資產階級的統治，就必須改變既有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蕩滌權力的基礎。此理亦適用于當下的全球反恐——要徹底擊敗“伊斯蘭國”，陣地戰乃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