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襲擊之后，歐洲各國普遍提高了針對恐怖主義的防控等級，但是與之相關的問題是，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如何通過中東將武器和資金輸送到歐洲腹地？想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僅僅需要我們關注極端組織的分布情況，更需要關注與歐洲相鄰的巴爾干地區(qū)。

　　作為歷史上劃分傳統(tǒng)歐洲與中東、東歐的地理過渡地帶，巴爾干更為人熟知的是另一個名稱“歐洲火藥桶”。的確，在歷史上巴爾干地區(qū)由于錯綜復雜的民族-宗教關系以及重要的地理位置，成為各方政治勢力爭相競奪的重點地區(qū)。近代以來，除了我們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巴爾干爆發(fā)之外，在南斯拉夫解體后的十多年里，巴爾干地區(qū)的局勢也隨之動蕩不安。長期的沖突給巴爾干地區(qū)的極端組織和各類地下網絡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從當前的研究來看，不少分析已經注意到歐洲極端分子尤其是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中的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武器大多來自于巴爾干地區(qū)，尤其是巴爾干半島西部如黑山、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境內的地下犯罪組織網絡依靠其強大的社會力量和遍及歐洲的線下網絡，給極端組織向歐洲地區(qū)輸送軍備和資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巴爾干地區(qū)在上世紀90年代后，國家政府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而日益弱化。在此形勢下，地區(qū)的犯罪組織網絡不斷滋生壯大。由于巴爾干地區(qū)地理位置重要，因此當時如“基地組織”和“庫爾德工人黨”都曾經同巴爾干地區(qū)的犯罪組織合作，共同進行“洗錢”、“偷渡”和“走私”活動。這些地下犯罪網絡能量巨大，甚至能夠影響地區(qū)國家的安全形勢。如上世紀90年代在阿爾巴尼亞武裝分子和犯罪網絡的幫助下，“科索沃解放軍”能夠持續(xù)與政府軍作戰(zhàn)，并且獲得力量大量的物資補給。

　　長期的戰(zhàn)亂使得武器源源不斷的流入民間和社會，而這些武器也被犯罪組織網絡利用，進而轉手交付歐洲其他國家的“買家”，這其中就不乏歐洲內部的極端主義分子。而隨著巴爾干地區(qū)犯罪組織的發(fā)展，域外極端組織如黎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以及“基地組織”也通過巴爾干的犯罪組織向歐洲走私海洛因等毒品，有報道稱通過巴爾干每年向歐洲走私的毒品價值高達200億美元左右。

　　除了便利的地緣位置，巴爾干地區(qū)的犯罪網絡還有其他國家犯罪網絡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即組織網絡優(yōu)勢。巴爾干的組織優(yōu)勢來自于其遍布歐洲的移民網路，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巴爾干地區(qū)動蕩后，不少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和科索沃人逃亡歐洲其他國家。而當時歐洲國家出于人道主義情懷，接收了許多巴爾干地區(qū)的移民。這些巴爾干民眾尤其是穆斯林群體，保持了相對獨立的社會和文化環(huán)境，因此能夠與巴爾干國家本土的犯罪組織相聯(lián)系，共同構成了巨大的犯罪網絡。

　　有鑒于巴爾干地區(qū)極端組織和犯罪組織的合作關系，歐洲一些國家也采取了嚴厲打擊的態(tài)勢。如在2014年7月意大利警方曾經與阿爾巴尼亞警方合作，聯(lián)手打掉了一個阿爾巴尼亞犯罪網絡，該網絡負責將歐洲境內的極端分子通過阿爾巴尼亞輸送到土耳其，再經過土耳其的犯罪網絡進入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參加“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但是由于巴爾干國家力量仍然不足，加上腐敗和監(jiān)管缺失，巴爾干地區(qū)恐怕仍然是極端組織連接歐洲和中東的重要通道。

　　打擊恐怖主義尤其是跨國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從來都不是一國所能夠獨立完成的任務，需要國際合作和廣泛的國家共識。在當前極端組織和恐怖組織威脅不斷加劇的形勢下，歐洲各國需要密切同巴爾干地區(qū)的合作，更好的防范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威脅。（王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