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國》，英雄不問出處

　　有人批評老《三國》拘泥于原著，未能充分利用最新的歷史研究成果，予以現代人文關照；新《三國》一出來，惡評四起，首要原因竟然是偏離原著太多！可知眾口難調，唯小人與觀眾難養也。葉匡政《新〈三國〉為曹操翻案，偏離了“中國史心”》（《南方都市報》5月5日）就在抱怨，新《三國》“讓那些熟悉三國的人看了別扭”。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如何演繹呂布這個充滿性格缺陷和悲劇色彩的帥哥尚在其次，誰來演繹才符合人們對宛若天神下凡的呂布的想像？可以說，誰來演都別扭，想不別扭都難。一千個觀眾有一千個呂布、劉備和曹操，你說“揚劉抑曹”是歷史的正解，我倒覺得劉皇叔心機深重：長坂坡假意摔子的偽君子，與 “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真小人，誰更配得上“奸雄”二字？

　　劉備遭袁術劫寨，走投無路，呂布不僅禮遇其家眷，好吃好喝地招待、收留這班殘兵敗將，還射戟轅門解其倒懸。不承想，白門樓上大耳兒落井下石，居然慫恿曹操殺掉對自己恩同再造的呂布，搞得見利忘義出了名的三姓家奴也瞧他不起：“是兒最無信者！”這是“揚劉抑曹”，還是明褒實貶？

　　難怪日本漫畫版《三國志》突出呂布的悲情和血性，讓陷入重圍的呂布如東瀛武士般剖開腹部，扯出腸子扔向敵人：“你們不是要我死嗎？你們不是要我的命嗎？拿去吧，你們！”

　　新《三國》為曹操翻案，只要言之有理，能自圓其說，便翻得其所。若亦步亦趨、因循茍且，天地間只生古人足矣，后來者何必居上？

　　被葉匡政視為“知識分子理想的化身”的孔明，再怎么“盡乎人事鞠躬盡瘁”，也只是各為其主的忠臣而已。知識分子的理想化身至少應當愛國（民）不必忠君，此等境界孔明何曾夢見？讓情深意重的關二爺守華容道、剛愎自用的馬謖守街亭，顯然用非所長；勞民傷財、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六出祁山，更是直接埋下蜀亡的種子。“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趙藩寫于武侯祠的這副對聯，確乎是對孔明窮兵黷武、知人但不善用的定評。

　　葉匡政認為“揚劉抑曹”是尊重“中國民間歷代形成的公共記憶”，而“只以成敗論英雄”是一種庸俗的歷史觀，孔子、屈原、諸葛亮、關羽“因所主之事不圓滿才被民間信奉，因為這種不圓滿，更能顯出人格的不朽。錢穆先生認為這正是‘中國的史心’、‘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問題在于，立志一統天下、結束戰亂的曹操，所主之事何嘗圓滿？魯迅先生曾言:“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臧否歷史人物以所謂的公共記憶為依歸，算不算一種狡猾的“以成敗論英雄”？對皇族的美化和對圣人、明君的期盼統領公共記憶上千年，后來才發現“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事實上，公共記憶一直在被塑造和不斷變化，有時甚至會被徹底顛覆。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最近對斯大林評價說：“是蘇聯人民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不是斯大林——斯大林對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

　　作為“達則兼濟天下”的代表性人物，曹操統一北方、發布唯才是舉的“取材三令”，對民眾的休養生息有莫大貢獻。與其說“揚劉抑曹”順應了“中國史心”，不如說它在打壓以曹操為代表的寒微階層的政治崛起，為自命為正統的權貴集團搖旗吶喊。

　　舊史學唯權力馬首是瞻，嚴重欠缺有益于民眾的價值判斷和人文關懷，1902年梁啟超先生為此發表了開創史學革命的《新史學》，可謂一劍封喉：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不過是“霸者的奴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揚劉抑曹”難道不是曹氏敗落后，卷土重來的世家豪門炮制出的“霸者的奴隸”？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論及“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和“中國的史心”，特意分析了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謂保國與亡國，是指一國之政治言。所謂保天下與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之絕續言。”

　　可見，有益于民眾的價值判斷，能夠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和創新，才是值得我們推崇的“中國史心”。新《三國》的曹操很自豪：“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盡管不盡如人意，但與同時代的群雄相比，在減少戰亂的同時，“不拘一格降人才”，留下影響深遠的燦爛詩篇，曹操自豪得有理。（作者：西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