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大師出于美好愿望

　　大師，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時代的學術精英，他們的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也是該民族在該特定歷史時代的精神之光，同時也“蘊藏著超越該特定時代的最大信息量”。大師涌現(xiàn)的時代，往往也是一個民族鼎盛的時代，或者是鼎盛到來的前夜。

　　時下，國內(nèi)各大媒體重量級人物頻頻亮相，動輒就是“大家”、“大師”。其實這是一種誤導。說實話，即便是出大家大師的時代，也不可能有這么多。大師做學問的目的僅在學術本身，他們知道，學中之道貴在打通，道存則通，道無則隔。所以，真正的大師所為不是獵取功名利祿，做的是講學又講道的學問，他們斷不愿頻頻公諸大眾媒體。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媒體的良苦用心。稱呼大師，不失為一種禮貌，然而，過度恭維易誤導大眾，是害多而益少的。對于被稱呼者來說，不失為一種“狂”氣，有時候也是一種灑脫，一種超然。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這是對“狂”的正面解釋。古往今來，“狂”人也層出不窮，他們的成就也往往不是那些“狷”者能望其項背的。春秋、兩晉、漢唐等時期在這方面出現(xiàn)過許多典型代表。也正因為如此，春秋諸子、魏晉思想、漢唐文化，凌駕百代，皆后無來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狂”所成就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則尤然。但如果狂妄過度則又是一種輕浮，一種淺俗，不利于學術，也不利于發(fā)展。

　　我們知道，“大家”和“大師”會影響時代甚至是影響人類的。他們的作品也是一個時代的里程碑，或標志著人類精神的重大轉變，不僅有藝術上和藝術史上的價值，而且還要有審美上和審美的時代性的貢獻。這樣的藝術家及其作品往往是跨越式的、劃時代的，具有標志性意義，如達·芬奇、畢加索、顧愷之、王維、石濤等。這些藝術家及其作品往往能從深度和廣度上切入歷史，甚至切入人性的深層狀態(tài)中去。而我們目前的某些藝術家，充其量也只是影響了當下中國，更不要說影響人類發(fā)展的總體進程，怎么稱得上“大師”？頂多算是“名流”。作為一個有責任的藝術家，眼下不是標榜自己是什么，也不是別人稱呼什么，而應該靜下來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能干些什么，并找準自己的藝術和社會坐標，針對性地潛下心來，好好用心“干活”，并思量著能做到什么程度。那些虛泛的東西留待別人去評判，由后人來定位。

　　之所以出現(xiàn)“大家”、“大師”亂稱的現(xiàn)象，源于國人缺乏對中國文化藝術的真正了解和認識，特別是在西風東進的背景下。強勢的西方國家加強文化的推銷，讓毫無準備的國人和缺乏遠見的“專家”來不及思考，一時不知所措，找不到自我，也理不清是非。比如，中國畫的這個筆墨系統(tǒng)，能不能讓它越過現(xiàn)代走到世界的第一線去，成為世界受歡迎的當代藝術，并轉化為對于中華文明的一種深度表達，從而影響世界，引領世界藝術的新潮，這才是最重要的，但關鍵缺少世界級大師來引領并實現(xiàn)。

　　呼喚大師出于某種美好愿望。然而，由于我們的教育過于局限在某個領域或學科，綜合素質的不足是致命的。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產(chǎn)生的“當代名家”，大多僅僅是某一方面的專門家而已，很少有學貫中西的通人之才。他們在一個很小的、很狹窄的領域空間進行著一些具體的、單一的“技巧運動”，有些甚至是東放一槍，西開一炮的“小游擊隊員”，根本沒有打大仗的能力，更不用說統(tǒng)帥三軍的大元帥了。所以，為數(shù)不少的“專家”和“學者”先天因子不足，后天“營養(yǎng)不良”，不僅自身的領域難以突破，而且往往極易“鉆牛角尖”似的走進死胡同，自己還沾沾自喜。他們即便有所建樹，也僅僅是些小面積的“遭遇戰(zhàn)”的東西，根本經(jīng)不起“戰(zhàn)爭”的考驗，一旦遇上“大戰(zhàn)役”，首先灰飛煙滅的就是他們。

　　當務之急，我們要多加考慮為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作何擔當，擔當多少的問題，而不是虛妄地自稱什么大師。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即便自命不凡，也不要指手畫腳添亂。（徐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