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腰體”是善良觀念的集體蘇醒

　　即便沒有小悅悅事件，“撐腰體”早晚也會流行起來，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呼喚人性與良知的強烈愿望，是“與人為善”、“好人有好報”等善良觀念的一次集體蘇醒。

　　“撐腰體”的原創者是北大副校長吳志攀。網民在創造一種網絡文體的時候，往往會尋找在社會上或者某個領域有一定影響力的標志性人物，因為這樣的人物所表達的觀點，更具群體代表性，也更適合于媒體傳播。

　　因此，小悅悅事件發生于10月13日，而吳志攀原本說于9月21日的語錄被翻出來當做“創作母體”，就不那么奇怪了。即便沒有吳志攀首創的“撐腰體”，網民也一定會尋找出別的渠道，只要那個渠道能揮發人們的積郁、無奈情緒。

　　且看看吳志攀的“撐腰體”寫了什么內容，“鼓勵校友做好事，如果中間發生風險，比如扶起摔倒的老人被起訴，北大無償提供法律支持。如果敗訴要賠償，北大出20萬，多出的由校友募集支持。”在沒被大面積模仿之前，這段話談不上什么文采，也很樸素，看不太出可以流行的趨勢。

　　但它最終的流行，不在于字詞之間講不講究對仗或韻律，而在于它所表達出的鮮明觀點，這個觀點盡可以總結為一句話：想做好事就盡管大膽地去做，母校為你撐腰。因為發言者的北大人身份，所以吳志攀的話，也會很容易被當成北大的表態，北大都如此態度鮮明了，其他大學怎肯落后？

　　不是每個人都是北大校友，但可以是地大、北郵、廣電、廣院、武大、山大等學校的校友，各個版本的“撐腰體”爭相涌出，其作者和傳播者，都極有可能是這些院校的學生或畢業生。這些院校雖沒表態，但他們的學生紛紛替母校表態，換句話說，這個社會從只對“救人有風險”這個現象進行批判，轉到提出建議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中來了。

　　南京“彭宇案”的判決對社會風氣影響之大出人意料，此后發生在各地“遇難不救”的實例，無不都將源頭追索到“彭宇案”身上來。而實際上所謂的道德滑坡，顯然并不是自“彭宇案”開始的，只是“彭宇案”客觀上所起到的惡效應太大，成為人性蒙灰、文明蒙羞的代表性事件。

　　用雙手接住墜樓兒童的“最美媽媽”吳菊萍，救下跳橋少女的“最帥交警”王靜，小悅悅事件中出現的“最美婆婆”陳賢妹……網民用一個個“最”字來力挺那些敢于救人的普通公民，試圖洗刷那些因救人而蒙冤的實例帶給整個社會的恥辱，但這種美與丑、善與惡的較量，多停留在道德層面，拼命地表揚和用力地鞭撻，除了樹立一個更鮮明的對立面之外，對提升社會“道德濃度”方面，效果并不明顯。因此，小悅悅事件之后，有很多人發出了將“監護不力”、“見死不救”入罪的建議，具有強力約束效應的立法，或能給不斷下滑的道德裝上“剎車片”。

　　在這樣的背景下，“撐腰體”的流行能起到什么效果，不會有具體的體現，它雖是一種鮮明的態度、有力的觀點和不錯的建議，但目前更多還停留在娛樂的層面上，不排除真有大學或別的一些單位，為救人蒙冤者提供幫助，但受不同個例存在差異等復雜因素影響，以及資金來源和使用等方面的約束，這樣的救助不可能被推而廣之，想保障好人、好事能理直氣壯地當起來、做起來，最終還得依靠法律法規的建立與完善，比如對誣陷救人者進行懲罰等。

　　“娛樂”也好，建議也罷，“撐腰體”會像其他網絡文體一樣，熱鬧一陣之后被逐漸淡忘，但希望這個語體的創造者、模仿者和傳播者們，都記得自己這個或沉重或隨口言說的承諾，在有符合條件需要幫助的人出現時，能夠盡自己所能弘揚善行、傳遞善意。人人都如此，社會風氣自然會改觀，這也不枉“撐腰體”流行一時所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