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事“太假了”還是獎牌“太沉了”？

　　近日，1月10日的冬運會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決賽被指提前預定好金牌歸屬。比賽中，選手們相互爭奪，但后半程同為解放軍選手和吉林省選手的宋偉龍搶占領先位置，其余3名長春選手卻緊跟宋偉龍未趕超直到比賽結束。對此，現(xiàn)場觀眾斥責“太假了”。（1月11日《中國青年報》）

　　外行看熱鬧。然而，本屆冬運會場的男子速滑1000米決賽，卻讓“內行”也看不清楚。摸不著頭腦的賽情和不得要領的結果，在利益權衡的邏輯下，又顯得特別“合情合理”：宋偉龍雖是解放軍選手，但同時也是吉林省選手，他的奪冠可以讓解放軍和吉林省都拿到一枚全運金牌，而如果其他長春選手奪冠，則解放軍就會少一枚金牌——綜合考慮，當然是宋偉龍的奪冠更能保證吉林省和解放軍雙方的利益最大化。

　　這是“內行”的臆斷，盡管未必能佐證事實，卻合乎民意的推理。賽場上的“默契”充滿了諸多變數(shù)，但小概率現(xiàn)象頻頻兌現(xiàn)為現(xiàn)實，令人浮想聯(lián)翩。這似乎是一個兩難選擇：當事方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幾乎很困難；而公眾要推定其“潛規(guī)則使然”，似乎也不夠篤定。很多時候，它們像一局莫名起來的“烏龍”，譬如當年全運會跳水比賽的“金牌內定論”，來得快、去得更快：從當年10月9日爆出“意大利名記質疑全運金牌”，到10月13日“熊倪教練曝全運跳水金牌潛規(guī)則”，再到網絡上相關消息急速消失，前后不過10天時間。這中間究竟發(fā)生了些什么，外人幾乎很難說得清楚。然而，真相雖不夠明朗，道義卻自在人心。

　　今年足球假賭黑案的審判，多少為公眾揭開了體壇亂象的冰山一角。前些時日，在2011年全國體育局長會議上，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如果不對體育行業(yè)內存在的“潛規(guī)則”予以高度重視并切實解決，它們必將成為阻礙體育事業(yè)發(fā)展的“攔路虎”。何謂體壇“潛規(guī)則”，就是程序上看沒有問題，卻又結結實實上演著利益輸送的劇集。那么，拋開速滑決賽的是非不說，眼下形形色色的賽事，有沒有“太假”的必然性與可能性呢？

　　一方面，《人民日報》年前就載文指出，2011年，在國內舉行的綜合性運動會可謂摩肩接踵，先后進行的包頭全國中學生運動會、貴州全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運動會、杭州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南昌全國城市運動會等國際、國內大型賽會，少則“一月一會”、多則“一月兩會”，賽事的密集程度令人目不暇接。如此頻繁的賽事，真是群眾體育“熱情高漲”的結果嗎？同一名選手，換上不同的“馬甲”便在各個賽事間成功穿越，時而學生、時而農民、時而工人，分身有術、造型百變，而“全運會成為廣交會”的傳聞早已屢見報端。也無怪乎有人說，這樣的運動會與賽事，不過是地方的自娛自樂，是體育政績上的攀比式注水罷了。

　　另一方面，體育競技的監(jiān)督制衡機制長期缺位，正如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鮑明曉所言，這（足球等問題）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有些問題是系統(tǒng)問題。事實上，以足球界為例，涉事人員往往有多種身份，比如同時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的干部，又是足協(xié)的官員，此類弊端與計劃年代“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積弊如出一轍。相較而言，西方諸多國家對體育行規(guī)和司法管轄的界限更為明晰，什么問題屬于行業(yè)自治的范疇，什么問題屬于法律嚴管的范疇，更為明晰。就此而言，僅有一部《體育法》，顯然跟不上日益市場化的體育事業(yè)的步伐。

　　有時候，不是賽事“太假了”，而是獎牌“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