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上來，如何再“種”下去

　　評獎作為一種篩選和評價機制，其功能之一在于發現人才、選拔人才、獎勵人才。然而，有不少獎項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評完之后，卻沒有相應的后續機制，致使得獎選手無用武之地，只能去轉戰別的獎項，主辦方也機械地進入了新一輪評獎的籌備工作。如此一來，便成了為評獎而評獎，為得獎而得獎，評獎活動因為后續工作的缺失而削弱了自身的功用。評獎之后做什么？近日由中國音協主辦的二胡名家和中國音樂金鐘獎得主赴湘西送教活動，或可看作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金鐘獎評委、二胡演奏名家鄧建棟以及歷屆金鐘獎獲得者的代表——琵琶演奏家楊婷婷，古箏演奏家宋心馨，二胡演奏家譚蔚、李倉梟、閆國威，借由中國音樂金鐘獎這些年的影響力，這支來到湘西的民族器樂小分隊的分量不可謂不重。更可貴的是，在器樂樣式、演奏技法、演奏理念、年齡結構上他們也能夠互相補充，因此在湘西吉首、慈利等地的文化館，他們可以分班分小組地對學習民樂的孩子進行一對一的輔導。幾天的巡講時間里，孩子們一一演奏，老師們先看后講再示范，手把手地矯正持琴、快弓和揉弦的技巧方法，也深入淺出地講解對樂曲的處理、對樂曲完整性的理解等理論問題。孩子們帶著學藝過程中的“疑難雜癥”而來，在解決了各自問題、領略了大家風采、拓寬了藝術視野之后，興奮而歸。無怪乎旁聽的家長們對送教活動的“實惠”感慨不已。

　　長期以來，我們關注藝術評獎，是緣于我們對高、精、尖的藝術人才的關注，這對文化的發展繁榮來說至關重要。優中選優、尖中拔尖，本身就是文化發展成果的一個推舉過程。但與此同時，當我們逆著這條推舉之路往后看，藝術人才的產生土壤是怎樣的？他們的成長道路是否具有借鑒意義？相應的藝術教育、藝術培養的路徑是否合理？整個文化氣候對藝術發展來說是否是良性的？這些是更廣闊的、更基層的、更復雜的問題，但卻是我們在關注高、精、尖的個體的同時，不能忽略的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的問題。它的起點，可能正是今天在湘西學習器樂的孩子們的教育問題。

　　沒人知道，若干年后金鐘獎領獎臺上的耀眼光芒是否正始自這第一次與大師親密接觸時內心的火光。對于中國民樂界可能是無足輕重的一次教學活動，對于這些在大山里生活艱苦、信息閉塞、師資缺乏的孩子們來說意義非凡。正是以這樣的活動方式，金鐘獎回饋了產生它的土壤，在把人才層層篩選地“評”上來之后，把孕育更多人才的種子“種”了下去，種的不僅僅是專業的技能和方法，更是對音樂世界的開闊認識，對學藝道路的踏實堅持，對藝術、對美的信仰與愛。把這些種子種下去，也就把藝術人才的接續、藝術土壤的培育、藝術發展的未來種了下去。

　　“種”也有種的方向問題。評獎某種程度上是對名氣的肯定，出名便有了作秀的“嫌疑”，少兒器樂學習又是一個有潛力的教育市場，有市場，也便有了利益的“爭奪”。如何不讓送教活動變成名人名家的作秀與走過場，如何不讓考級班、大師班等等市場行為和功利意識干擾送教的服務功能和公益性質，如何讓一時一地的送教與更基礎、更長效的其它扶持機制聯系起來，這些都是擺在眼前的任務。

　　中國音協以樸實、謹慎的態度邁出了這第一步。正如作曲家徐沛東所言，“文化大發展的決策希望喚起的是全社會對文化建設的重視，而不是對文化利益的索取。在那么好的文化發展環境里，我們如果不是做添磚加瓦的工作，而是忙于淘金，那就會越走越偏”。在這個意義上，端正方向比加大步伐更重要。此次送教活動就聯合劉天華阿炳中國民族音樂基金，每到一地都將撥出一部分專款，用于學藝孩子的路費、買樂器和教材的費用。此外，在送教下鄉的同時也進行有針對性的社會調查，把基層音樂創作、音樂教育、音樂文化的生態地圖勾勒出來。一項針對少兒歌曲的創作調研活動就即將展開。

　　相信這些“種”下去的努力，反過來也會推進評獎活動的改革和完善。只有清楚地了解了自己所植根的土壤和氣候，才會更有針對性地找到前進的方向。評獎不是摘果子，選拔出來的人才需要汲取更多的養分，得到更深的培養，也需要發揮火種的作用，帶動更多的人才，為社會所用。由此說來，評獎結束以后，工作才剛剛開始。只有把人才的種子“種”下去，更多更強的人才才能被“評”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