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迎來儒學的繁榮發展。沿承上個世紀抗戰期間儒家思想的理論建構與發展，作為民族哲學的儒學應積極面對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調整與挑戰，面對中華民族的新發展，開拓出新的辯證吸收西方文化、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學，并從儒家立場對世界和人類的普遍性問題給出指引。

　　民族復興與儒學的現代建構

　　談到儒學的時代使命，不能不從回顧上個世紀儒家哲學在發展期對歷史使命的認識與承擔說起。

　　近代以來中國遇到的挑戰，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挑戰。儒家的回應也是對這個宏觀文化挑戰的回應。上個世紀30到40年代，儒家的回應以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馮友蘭等人哲學體系的出現為代表。這些哲學體系不是對某個西方文化思潮的回應，而是對整個近代西方文化沖擊和挑戰的回應。同時，它們又是這個時期民族復興意識高漲的產物。中華民族復興意識的普遍高漲，成為這一時期儒家哲學的根本支撐。換言之，沒有這一時期旺盛的民族復興意識，就不可能有這些儒家哲學的現代構建。

　　在儒家哲學的這一發展期，熊十力堅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學思想，依據大易的原理，將本心建立為一個絕對的實體；這個實體是宇宙的實體，故同時建立了一套關于“翕辟成變”的宇宙論，因而他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宇宙論建構的哲學體系。馬一浮把傳統的經學、理學綜合成一體，認為一切道術（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各種學科）統攝于六藝；他所講的六藝就是六經，故他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經典學重建的哲學體系。馮友蘭繼承程朱理學對理的世界的強調，通過吸收西方的新實在論，在哲學里面建立起一個理的世界，作為儒家哲學形上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馮友蘭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形上學建構的哲學體系。梁漱溟早年研究東西文化論，后來又不斷建構新的哲學。上個世紀40到70年代，他一直在努力完成一本書，叫做《人心與人生》。梁漱溟主張心理學是倫理學的基礎，所以他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以心理學為基礎的哲學體系。賀麟則強調“以儒家思想為體、以西方文化為用”，或者說“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對儒學復興進行了系統設計。

　　上述現代儒家哲學家（也稱新儒家）的工作表明，這個時期建構性的、新的儒學出現了。這種新儒學對時代的回應，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學的方式。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以“哲學的回應”為儒學主要存在方式的時代。上述這些重要哲學思想體系的準備、闡發乃至建構，都與抗日戰爭帶來的民族復興意識高漲有直接關系：由于這是一個民族意識高漲、民族復興意識勃發的時代，所以民族文化與民族哲學的重建也得到很大發展。賀麟在當時表達了這種文化自覺，他認為：“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民族復興不僅是爭取抗戰的勝利，不僅是爭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中的自由、獨立和平等，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儒家思想的命運是與民族的前途命運、盛衰消長同一而不可分的”。

　　儒學的當代“在場”：學術儒學與文化儒學

　　新儒家是以哲學的方式承擔起自身時代使命的。然而，儒學的時代使命并不限于“哲學地”回應時代，而是更為廣泛。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儒學在當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儒學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學家或儒家哲學體系的存在，不能認為有儒家哲學家才有儒學存在，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儒學在最基礎的層面上，不僅僅是經典的解說，同時是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在民間、在老百姓的內心里面，儒學的價值持久存在著；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今天仍然受到傳統儒家倫理的深刻影響。我們把在百姓內心存在的儒學，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沒有自覺的儒學。正因為它不自覺，所以會受到不同時代環境的影響，不能順暢表達出來，有時候甚至會被扭曲。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潛隱層面之外，當代儒學也有顯性的“在場”。必須強調一點，就是在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儒學的顯性“在場”時，我們的儒學觀念一定要改變，不能說一定要有儒家哲學家儒學才存在、才“在場”。在當代中國，30多年來雖然沒有出現像上個世紀30到40年代那樣的儒學哲學家，但在這個時期，我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個方面是學術儒學。對傳統儒學進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學發展演化的脈絡，梳理儒學理論體系的義理結構，闡發儒家的各種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現代新儒家的思想，這套系統我稱之為學術儒學。學術儒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蔚為大觀，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占有重要地位，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第二個方面是文化儒學。近30年來，我國很多文化思潮與文化討論跟儒學有直接關系，比如，討論儒學與民主的關系、儒學與人權的關系、儒學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儒學與文明沖突的關系、儒學與建立和諧社會的關系，等等。在這些討論中，很多學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來闡發儒學的積極意義，探討儒學在現代社會發生作用的方式。他們不僅闡述了很多有價值的文化觀念和理念，也與當代思潮進行了多方面互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層面和思想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些討論和活動，也構成了儒學的一種“在場”方式，我稱之為文化儒學。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儒學是儒家哲學的一種表現，是其在現代社會日常文化領域發揮批判和引導功能的表現。哲學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當代社會，哲學應突破僅僅追求哲學體系的傳統觀念，更加重視對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導，這一點也適用于儒學與儒家哲學。

　　所以，我們決不能說這30多年來沒有出現儒家哲學大家，儒學就是一片空白。除了潛隱的存在形式以外，我們還需理解更為多樣的儒學存在形式，所以我用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來概括和表達這個時代的儒學“在場”。事實上，在這個社會文化轉型的時代，比起出現幾個抽象的哲學體系，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對社會文化與社會思想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更深入，同時它們也構成了儒學未來發展的基礎。

　　對儒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進入21世紀，儒學復興面臨第二次重大歷史機遇。如前所述，百年來儒學發展的第一次重大歷史機遇出現在抗日戰爭時期，這是一個民族文化意識、民族復興意識高漲的時期。當前，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和發展，人們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呈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儒學現代復興的第二次重大歷史機遇到來了。儒學如何抓住這次機遇，儒學研究者如何參與這次儒學復興，成為重大時代課題。在我看來，除了前面說到的學術儒學與文化儒學應繼續努力發展之外，至少還有幾個方面的理論課題應受到重視：如重構民族精神，確立道德價值，奠定倫理秩序，打造共同的價值觀，增強民族國家的凝聚力，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精神文明，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儒學復興要參與的重要思想理論工作。儒學只有自覺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時代使命相結合，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相結合，才能開辟廣闊的發展前景。

　　在以上這些重要工作之外，還有一項中心工作應予以關注，即儒家哲學系統的重建與發展。也就是說，隨著我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新的儒家哲學應當出現，也必然會出現。它將是中華民族文化繼往開來的見證，而且將是多彩多樣的。新的儒家哲學將在傳統儒學與現代新儒學的基礎上，在學術儒學、文化儒學的配合下，隨著中華文化走向復興、走向世界而展開和顯現。可以期望，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和文化大討論，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的國學熱積累，伴隨著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復興進程，新的儒家哲學登場是指日可待的了。（作者為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