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藝劇場坐了許多難得看戲的青年人，我甚至猜測，那天在劇場里發(fā)出的笑聲，大概也是“響亮而愉快的”。

　　我見過一張照片是1985年曹禺在原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一個小院的留影。這個14號小院就是《雷雨》的誕生地。

　　我相信，曹禺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一定是心潮澎湃、感慨萬千的。試想，如果1933年冬天，巴金沒有住進這個小院，沒有來幫助鄭振鐸、靳以編《文學季刊》，沒有從靳以的辦公桌抽屜里找出已經(jīng)在那里沉睡了一年多的《雷雨》原稿，《雷雨》的命運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的。所以，曹禺后來一再說，是巴金發(fā)現(xiàn)了《雷雨》，是巴金將他引向了文學之路。也是因《雷雨》而結(jié)緣，開始了曹禺與巴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這個友誼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亮點。

　　八十多年前，巴金是流著眼淚讀完《雷雨》的。這是因為這位偉大的讀者一下子感受到了彌漫在《雷雨》中的人文關懷和悲憫情懷。后來曹禺在給《雷雨》寫的序言中，強調(diào)了他的悲憫情懷：“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zhí)。我誠懇地祈望著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光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

　　我一直以為，曹禺的這句自白，是曹禺的戲劇經(jīng)典的一塊道德基石，一根精神支柱，支撐著它們的不朽業(yè)績。

　　按理說，如果“看戲的人們”即《雷雨》的觀眾，能以一種悲憫的眼光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即舞臺上的劇中人物，“笑場”是不可能發(fā)生的，但“笑場”畢竟發(fā)生了。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與對待？我想借助一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智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當年是把契訶夫戲劇當做正劇和悲劇來排演的。當然他并不希望在他排演的戲劇中出現(xiàn)笑場。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莫斯科藝術劇院觀看契訶夫的戲，也從沒有遇到過“笑場”。但“笑場”畢竟在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契訶夫戲劇演出中發(fā)生過，而且還不是少數(shù)幾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如何對待的呢？他坦然地而且不無快意地把這個情況記錄到了他的那本《我的藝術生活》里：“你們可曾注意到，在上演契訶夫的劇本時，觀眾廳里時常發(fā)出笑聲，而且是其他演出中所聽不到的響亮而愉快的笑聲。”

　　顯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欣然接受了觀眾的自發(fā)而由衷的情緒反應。我進一步推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的“其他演出中所聽不到的響亮而愉快的笑聲”，很可能發(fā)生在像北京人藝那次公益演出一樣的戲劇演出環(huán)境里，劇場坐了許多難得看戲的青年人。我甚至猜測，那天在劇場里發(fā)出的笑聲，大概也是“響亮而愉快的”。

　　據(jù)人藝有關人士透露，這次演了八場《雷雨》，只有一次“笑場”。那么，偶爾聽到一次“其他演出中所聽不到的響亮而愉快的笑聲”，應該不是一件讓人太掃興的事。（童道明 戲劇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