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五月中旬的戛納電影節開始，《刺客聶隱娘》就一直是影迷和偽影迷期待的重頭戲。臺灣電影教父級的導演、擁有一眾粉絲的男女主角，再加上一路橫掃各大電影節的國際聲譽，“聶隱娘”上映前即大有千呼萬喚始出來之勢。然而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的是——盡管在媒體和自媒體平臺上曝光率極高，但是票房卻十分堪憂，剛剛突破3000萬的進賬不禁讓人對這部投資9000萬的文藝片捏了一把汗。

　　據我有限的觀察來看，觀眾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相當極端：要不然就是侯孝賢的死忠粉，抱著虧欠導演20年的心態，拼命5刷，誓要在大銀幕前還侯導一張遲到的電影票；要不就是有點好奇心的普通觀眾，雖然之前對臺灣電影和新寫實主義也沒什么概念，但是抵擋不住大家茶余飯后談資的誘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買了電影票，但是卻被影片的沉悶和克制所“惱”，不時用聊天、拍照、看手機，甚至中途離場表示不滿。于是，文藝片愛好者們哀嚎一片，感慨生不逢時，周圍的文化生態之“惡劣”；“自來水”則奮起刷屏，一邊強調該片的高端精英屬性，一邊撰寫觀片指導。但本想要為電影宣傳做出一份貢獻的影迷恰恰好心辦壞事，過于“繁重”的指導把很多潛在觀眾直接拒之門外，讓我們不得不再次探討藝術片之圍城。

　　藝術電影就像是一座圍城。里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出來之后發現還是不出來的好，外面的人進去之后才發覺這里根本就不適合自己。這就是《刺客聶隱娘》在內地院線遭遇的尷尬。不管這部電影在敘事、取景、剪輯等方式上多么“作者論”，但侯孝賢作為拍攝了大半輩子城鄉主題和現當代題材電影的中國導演決心嘗試武俠風格的唐傳奇，這本身就不得不說是一種對市場的有限妥協。這種妥協是有意義的，也是有效果的，《聶隱娘》除了在臺灣本土和海外院線得到追捧、收獲頗豐之外，作為首部在內地院線上映的侯孝賢作品，話題也確實是極為熱鬧的。但熱鬧是屬于“圍城”之外的人們的，一旦真的走進了電影院，大多數的普通觀眾都會覺得相當“折磨”，大量的固定機位鏡頭，細碎、片段化的剪輯，點到為止的動作設計，相當節制的音樂使用……整個氣氛都會讓很多觀眾昏昏欲睡。

　　朱天文說：“這部電影被我們剪輯成這樣，是需要觀影人對侯導或對電影有無比的善意才看得下去，以前還行，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舒淇說：“只能說，宣傳把這部片做得太高，讓大家以為是什么不可思議的傳奇。其實是愛情故事加上一點點打架、一個很孤單的女子，如此而已。”兩位電影主創的評價，前者像是一首離歌，后者像是一聲嘆息。前者告訴了我們這種電影本身注定孤獨，后者則傳遞出尋找目標觀眾的艱難。

　　《聶隱娘》是一部安靜的好電影，如何為安靜的好電影尋找到安靜的好觀眾，是完善中國電影鏈條的重要步驟。也許我們需要定位更加明確的藝術院線，也許我們需要從政策上適度“偏袒”，也許我們需要探索能夠清晰地告訴觀眾你即將看到的是什么、你能從中收獲什么、你需要承擔什么風險的宣傳方式……準確定位目標受眾需要好的宣傳，而“好”的宣傳絕對不止一句“情懷”那么簡單。

　　藝術電影的困境注定不是一個一天兩天就能解開的謎，但是衷心地祝愿藝術電影能在內地的大銀幕上出現更多，票房更好。 （祖紀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