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青少年暴力并非來自“拳打鎮關西”

　　近日，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侯會在博客里表示，現行初中語文課本里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一文應該拿掉，因為其核心是血淋淋的殺人場面，會給孩子帶來不良影響。但是北師大二附中語文教師徐美菊認為該文與暴力無關。（6月3日《新京報》）

　　盡管侯會教授的提議是出于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的關注和焦慮，初衷并沒有錯——只是未免道學氣太濃——卻也并不等于他開出的就是一個好處方。不能不說，在一定程度上，侯會教授只不過是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不入流的醫生罷了——病人頭痛，就以為一定是頭出了毛病，病人腳痛，就以為一定是腳出了問題，殊不知，頭痛也可能是腳引起的，腳痛卻也可能是頭引發的。如果病因沒有找對，開出的方子是否有效，自然可想而知。

　　雖有“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之說，但我確實在少年時代就把《水滸》看得滾瓜爛熟了——相信有和我一樣的閱讀經歷的朋友應該也不少。就我少年時代讀《水滸》的感受來說，倒并沒覺得“魯提轄拳打鎮關西”那一段有多么暴力和血腥，也從來也有產生過要向魯提轄學習，找個鎮關西練練手的欲望，而且長大成人后也并沒有因此變得比周圍的人有更多的暴力傾向——當時只不過是覺得《水滸》很好看，很有趣罷了。或許，侯會教授讀了《水滸》后，突然發現自己身上的暴力傾向一下子就增多了不少，于是推己及人，想到了讀《水滸》對青少年可能會產生的不利影響，確實是很可感佩的。然而，侯教授的感受畢竟僅僅只是其個人的感受，并不能代表人類的全體，更不能代表兒童和青少年——因為侯教授是成年人，而且是已年過花甲的老人，對《水滸》的接受心理肯定不同于兒童和青少年，自然，也不應該將自己的心態強加在前者的身上。

　　周作人常說，兒童的心理近于初民，是個“小野蠻”。因此，神話和童話里往往多有暴力和血腥的場面，但并不因此損害其作為兒童讀物的價值，也根本用不著杞憂那些內容會引發兒童身上的暴力傾向——恰恰相反，神話和童話是最好的兒童讀物。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某中國教授就提出，“現在小學校里所用的教科書，不是貓說話，就是狗說話，或者老鼠變成神仙，這一類的神話”，生怕兒童讀了這些童話便要“貓化狗化”。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這種論調都是非常淺薄且荒謬可笑的，因為它對于兒童心理缺乏相當的尊重和了解。魯迅在《我們怎樣做父親》里說過，“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讀書就像照鏡子，所看到的往往其實就是自己的影像。多數情況下，兒童或青少年的視角與成人的視角大不相同，在成人看到暴力的地方，在兒童或青少年看來卻未嘗不是有趣。“一看到白胳膊，就想到全裸體”的感覺一般只有成人才有，兒童或青少年大概絕對不至于想到那上面去的。

　　誠如侯會教授所言，在當代中國，現實生活中有暴力傾向的青少年確實越來越多。但這卻恐怕既非“血腥暴力的影視節目”和“越來越逼真的網絡打斗游戲”，亦非“拳打鎮關西”所引發的——據國外社會學家與傳播學家研究，目前還找不到暴力影視或游戲與現實中的暴力行為直接相關的足夠證據。現實生活中青少年暴力傾向的增加表征了他們以非暴力的手段解決與作為“他者”的環境的沖突的能力的缺失，而應該為這種缺失承擔主要責任的不能不說就是中國當代的教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可能正是導致這種能力缺失最核心的原因；因為，為了某個也許不為人知也許人人盡皆知的秘密，當下過于政治化和工具化的教育一心想著怎樣將那面“紅旗”硬塞到下一代的手中，從而剝奪了兒童和青少年自己進行判斷，并從犯的錯誤中產生健康的道德認知，且將之轉化成良好的道德行為，從而建構屬于自己的關于生命和人生的意義，形成積極向上的自我認同和身份認同的能力——這恰恰正是抵御不健康的暴力傾向之侵蝕的最強大的精神力量。

　　異史氏曰，“兒童教育實堪憂，晦淫晦盜何時休？寶黛此后休戀愛，時遷改行莫再偷。”多有侯會教授似的正義凜然卻糊涂荒謬的學者、教育者或道學家，可能卻正是中國當代教育的最大憂慮！（網友：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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