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在總召集人、臺當局“教育部長”葉俊榮主持下，新課綱社會領綱第二輪的審議得以完成。針對其中將十二年公共教育高中歷史課綱“中國史”納入“東亞史”架構的決議，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表示，這是實質“法理”“臺獨”的最后一步，是在中國人自己領土臺灣上，先亡自己的“中國史”。

　　自上臺后，蔡英文推行“文化臺獨”的步履不停，不僅調整課綱以推動“教育臺獨化”，還通過取消遙祭黃帝陵，將媽祖政治化與污名化，去孔子化，去孫中山化，甚至提出南島民族、多元文化來淡化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等政策舉措，在歷史、文化、意識形態、象征、符號、標識等多方面，推動“去中國化”與“去中華化”。但是，令人痛心與不解的是，最是了解歷史與事實真相的臺灣學界，有一些學者非但未據理力爭，反而為這一系列公然挑戰文化中國、歷史中國與血緣中國甚至政治中國的舉措而鼓噪。

　　9月初，在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及教育主管部門召開的臺灣研究世界大會上，提倡將臺灣史從中國史中剝離的臺灣學者黃富三還提出“臺灣相對于中國大陸，作為新的學術領域更具潛力”，這一從臺灣研究領域割裂兩岸聯系的說法。然而，和其他任何方面一樣，臺灣研究與祖國大陸的聯系是天然而成難以阻隔的。無論是夜郎自大式的當局者迷，還是失去了學者公允與獨立精神的上行下效，臺灣部分學者對“文化臺獨”在臺灣研究領域蔓延的放任不僅不能“讓臺灣研究在全球再升級”，反而將令他們偷雞不成蝕把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從研究數量上，根據較為全面收錄了大陸地區中文期刊以及外文權威期刊的知網1949年至今的統計，與關鍵詞“臺灣”相關的學術研究，在1980年以前，中文、外文研究均很稀少，每年僅數十篇，其中外文略多于中文研究。

　　以1980年為節點，中文研究數量開始顯著上升并超越外文研究數量，這與1979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商討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提出兩岸三通，倡議擴大兩岸的交流的《告臺灣同胞書》的節點相符合。90年代至今，中文相關研究年均發表4000余篇，除個別年份外，均占發文總量60%以上，其中2008年以及2010年外文的研究量激增，占據了約三分之一的份額，卻也恰好與兩岸交流標志性事件，“大三通”的實現與ECFA正式簽署的時間相契合。

　　可以看出，除臺灣本島以外，大陸為臺灣研究絕對的主流陣地，而在“一個中國”為世界各國及地區普遍承認的背景下，外文研究也鮮有公然為“文化臺獨”站臺的動機。故臺學者若奉行臺灣研究領域的“文化臺獨”，野蠻切割臺灣研究與大陸的聯系，則無異自絕于臺灣研究領域的世界舞臺。

　　從研究內容上，統計顯示歷年所有相關文獻中，占比36%的第一大類為“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有文章近二萬五千篇，其中相關詞頻前五位的有兩岸關系（670）、臺灣問題（495）、中美關系（352）、一國兩制（253）、美國（207），即臺灣研究中，對兩岸關系，以及中美關系中臺灣的角色是討論的重點。以韓國期刊《中蘇研究》為例，是否出現重大政治事件對其關于臺灣的文獻刊載數量產生很大影響。在中韓建交、港澳回歸等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期，韓國學界對臺灣研究的文獻也增加。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在政治變化發生時臺灣如何應對，以及韓國政府如何采取政策措施等。

　　經濟學科中的“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經濟體制改革”以及“貿易經濟”類則共占據了總計約36%的份額。臺灣作為曾經的“四小龍”，對其經濟發展的研究甚多并不意外，然而，作為“四小龍”之一，臺灣的研究地位有可替代性，但由于其特殊的歷史地理背景，相關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的可復制、可推廣性則欠佳。反映在相關詞中，其詞頻前幾位則分別為海峽兩岸（420）、福建/閩臺/海西經濟區（343）、ECFA（156）、臺灣地區/臺灣經濟（118），這雖然與大陸為臺灣研究重鎮相關，但主要原因在于經貿合作是兩岸在地理、歷史、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相親相近背景下，經濟規律運作中的應有之義。

　　此外，兩岸對彼此之間經濟交流政策的變化歷程也為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剩余的類別中，“中國文學”以及“人物傳記”也分別占據了8.5%、6.2%的份額，值得注意的是，族譜為“人物傳記”類中詞頻最高的一個。

　　在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臺灣強行割裂與祖國大陸的聯系，不僅是不現實、不可行的，更是令臺灣自身在政治、經濟方面重要性黯然失色之舉，其歷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研究也必將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南宋詩人朱熹有詩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小小的臺灣，不僅僅是在研究領域，它各方面為何能夠吸引世界眾多關注的目光？又如何才能葆有可持續發展的活力？這些問題，還請那些作“臺獨”繭而自縛、畫“臺獨”地為牢的學者、政客們向歷史、民族與人民尋找答案。（作者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研究生袁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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