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評論》月刊12月號刊登了上海東亞研究所政治室主任李秘的文章《陷入集體焦慮的民進黨》。作者認為，民進黨在下野后的一些“怪”現象，恰恰映射出民進黨從上而下陷入了深深的集體焦慮。文章內容如下：

　　民進黨下野后，黨內曾經出現過街頭路線與議會路線之爭，但是這一波的“嗆馬圍陳”顯示出，民進黨出現了街頭暴力的傾向，準備用拳頭來打出一片天地。兩岸“三通”是純經濟議題，并不涉及政治問題，民進黨支持者為什么如此敏感？兩岸“和平發展”、“合作雙贏”是大勢所趨，民進黨為什么卻背道而馳，退回到20多年前的街頭斗爭？這些“怪”現象恰恰映射出民進黨從上而下陷入了深深的集體焦慮。

　　經濟議題為什么成了政治敏感問題

　　兩岸經貿議題被高度政治化，是這次民進黨暴力沖撞陳云林訪臺的根本原因。而經濟議題之所以被政治化，并不僅僅是民進黨的跳動，更有結構性的根源。

　　（一）臺灣的經濟議題與政治議題始終糾纏在一起

　　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臺灣因為經濟發展而形成了城鄉分化、南北分化；自80年代開始，因為政治轉型而形成的“本省”與“外省”、“臺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分化。由于歷史的原因，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分化具有相當大的重疊性：鄉村和中南部的民眾多為持“臺灣認同”，城市和北部的民眾多持“中國認同”或雙重認同。由于經濟分化和政治分化重疊在一起，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就被模糊了，政治問題常常與當事人經濟利益緊密相連，而經濟問題也總是牽動他們的政治敏感神經。這樣藍、綠政黨的差異就并不是僅僅局限于政治領域的分歧，而是從政治領域一直延伸到社會、經濟領域，在社會上形成了全面分立的兩大陣營。因此，藍營的任何經濟政策都被綠營高度政治化。

　　（二）兩岸經貿議題被政治化

　　兩岸開放經貿交流后，臺灣單向投資大陸的交流模式不但沒有緩解島內經濟議題與政治議題重疊的格局，反而鞏固了這一格局。許多臺商將研發中心留在島內，而把生產基地放在大陸。這樣，在兩岸經貿交流中獲益的多為“認同中國”或雙重認同的北部城市群，而受益不多甚至遭遇就業壓力的多為“認同臺灣”的中南部勞工階層。所以兩岸問題與島內經濟層面的問題一樣，很容易被政治化。如在年初選舉期間，馬、蕭陣營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就被謝長廷政治化為“一中市場”。兩岸“三通”，這是純經濟的議題，是雙方共贏的事，不存在誰吃虧的問題，也與政治無關，但是在許多綠營民眾的眼里，“三通”完全成了政治問題，他們為他們的“國家安全”而焦慮，為他們的“國家認同”而焦慮。所以，這次陳云林訪臺以及“兩會”達成四項協議，讓綠營支持者在兩岸問題上陷入了一種集體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