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又要舉辦“大游行”了，這將是去年5月20日馬英九上任以來的第四次，這還不包括蔡英文以“插花”方式所參與的部分。集會游行是臺灣“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民進黨當然有權依法推動集會游行，但是如此頻繁的走上街頭，究竟所為何來？臺灣《中央日報》網絡報4日發表臺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隋杜卿的文章對此進行了分析。文章摘錄如下：

　　讓我們先回顧民進黨前三次大游行的時間與訴求：
　
　　第一次，2008年8月30日，“百日怒吼全民站出來”嗆馬大游行，訴求主題：“顧腹肚、護主權、要陽光”，參加人數“估計”30萬。第二次，為了反對大陸海峽關系協會會長陳云林來臺參加第二次“陳江會談”，又適逢大陸奶粉事件，2008年10月25日，民進黨發動“反黑心、顧臺灣”游行，宣稱吸引60萬民眾參加。第三次，2008年11月6日，就在陳云林訪臺期間，民進黨又發動了“嗆馬圍陳”大游行，當天，蔡英文帶領民眾高喊“嗆馬圍陳，護主權，護人權”等口號，民進黨稱有40萬人參與。
　
　　這次就是第四次了，起因是馬英九未出席民進黨主辦的“民間國是會議”，蔡主席立即宣布將在2009年5月17日發動“嗆馬保臺大游行”。民進黨計劃在當天分四大隊出發，最后會師凱達格蘭大道，目前暫定的訴求分別為“顧主權，唾棄賣臺權貴”、“救失業，反對無能政府”、“保臺灣，ECFA要公投”、“護弱勢、反對一中市場”。參加的人數會有多少目前無法預知，但民進黨預設的目標是“超過1025的紀錄”。
　
　　這四次游行固然各有訴求，但“主權”顯然才是一貫的主軸。沒有人會否認“主權”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問題是以“主權”作為歷次游行的共同訴求，到底具有多少的“正當性”呢？民進黨將“主權”訴求無限上綱，除了凸顯政治上的特定意涵，并無法獲致普世價值的證明。那么，進一步要追問的是：民進黨何以仍執著于此？原因就在于民進黨執政8年卻耗盡了創黨的精神與理念，在野之后更失去提出臺灣發展新論述的能力。

　　“反對”當然是在野黨的本質，但是如果一概反對執政黨的所作所為，或是提不出具體的公共政策主張以形成政策競爭的態勢，就會淪為“為反對而反對”的局面。民進黨目前正陷入這樣的困境，信手拈來的例子就是：大陸觀光客來得太少，罵；來得太多，也罵。再如反對大熊貓來臺、反對兩岸通婚、反對承認大陸學歷……這樣的事例已經到了不勝枚舉的地步，但除了堅持“（臺灣）主權獨立”以外，就是提不出來如何化解兩岸爭議的有效作為。

　　看看三次“陳江會”所簽訂的9項協議內容：周末包機、陸客來臺、兩岸空運、兩岸海運、食品衛生、兩岸通郵、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空運補充、金融合作，哪一項不是攸關民生、與民興利的作為？但是到了蔡主席的嘴里，就成為：“總體來講（第三次陳江會）是一個失敗的談判，該守的沒有守到，該爭的沒有爭到”。

　　坦白的說，近一年來由于兩岸關系快速的進展，兩會所獲致的這些協議，其實正是民進黨執政期間可欲而不可得的結果。這期間的變化，關鍵當然是國民黨重新執政，而國民黨之所以能夠大幅開拓兩岸的良性互動，即便以大陸當局對國民黨釋出善意來加以解釋，那么“國民黨能而民進黨就是不能”的差異就在于是否存在“兩岸互信”的條件。而“兩岸互信”的基礎又建立于雙方共同接受“一個中國”的共識之上。

　　事實上，從談判學的觀點來說，首先，互有歧異的雙方要能夠坐上談判桌，以協商代替對抗，當然必須先要有一定的的共識，否則是上不了談判桌的。其次，談判的過程必然是不斷來回的拉鋸，有時停滯，又時有進展，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再者，對于談判的結果，絕對不能懷抱著“全贏”的意圖，因為任何一方若能獲致“全贏”的結果，那就不需要談判與協商了，因此，談判的結果通常都是“雙方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以上述的標準來檢視近一年來兩岸三次協商的過程、內容與結果正是一種追求“雙贏”的發展，就算難以盡如民進黨的意見，又何需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事實上，“護主權”的訴求，不僅暴露了民進黨又回到被迫害妄想的情結里，也妨礙了民進黨發現愛臺灣的“正確”途徑，而動輒號召民眾走上街頭的行為，反而凸顯了一種“輸不起”的心態。

　　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民進黨的當務之急應該盡快的展現出回到“勤政、清廉、關懷弱勢”這些基本價值上的決心與行動。對于“517大游行”，黨內本來就有一些反省的聲音，這兩天更有多位“立委”鑒于H1N1新型流感有蔓延的趨勢，提出延后舉辦的建議。即使這里面可能存在著避免師老兵疲的動員壓力的考慮，但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下臺階”，蔡英文大可不必為了面子而堅持“就在總統府前坐著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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