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企業參與災后重建比慈善捐款更重要
臺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執行長曾昭明今日在臺灣《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八八水災”可能是臺灣第一場被認為與全球氣候變遷有關的環境災難；這個具有時代分水嶺意味的事件，不僅考驗著臺當局與非營利組織部門應變全球變遷環境災難的能力，也正測試著臺灣企業在社會責任擔當上的實際表現。
文章摘錄如下，
從8日開始迄今約11日，在洪患后的緊急救災過程里，我們不僅看到許多企業紛紛展開慈善捐贈計劃，也同時看到了社會大眾對企業公民行為的高度期待與監督。從網絡上網友制作的企業“四川震災”與“八八水災”捐贈的比較表，到媒體持續的企業捐贈報道，構成一個高張力且信息快速流轉的社會監督網絡。
但是對于這個自發形成的社會監督網絡的作用，人們卻有著高度分歧的意見。有人贊許這是促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好做法；有人則以為在企業公益預算有限的情形下，社會監督網絡的運作迫使企業做出“不樂之捐”。而今年又恰逢全球金融風暴余波蕩漾，企業獲利警訊不斷，以監督企業捐贈為名的公民行動實際上會造成企業公益預算的“排擠效應”。對許多以社會福利服務為主的中小型非營利組織而言，無疑使境況雪上加霜。
如何解決這些社福團體的預算缺口，是需要臺當局與民間部門共同正視的課題。但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來看，關于企業公益捐贈的辯論，也許本身對于這個社會如何形成對企業責任的社會共識與期待，卻可能有著潛在的誤導作用。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慈善捐款多的企業，就是“好企業”嗎？事實上，若干島內環境公民組織即指出，有些存在重大環境爭議的企業踴躍捐款的情景，已經使人難免質疑是為著漂白企業形象，是替未來的環境負面沖擊預先買下社會許可的公關操作。動機論的提出與否定，不是一時可以厘清，但我們這個社會應該要能認識到：企業在單一社會急難事件上的慈善捐贈，當然是評量企業公民擔當的一個有效指標，但卻不是衡量一個公司的企業責任表現的唯一指標。
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公民監督，如果變成是鼓勵捐款比賽或脅迫企業捐款，一個可能的負作用之一，就是使得企業與社會大眾認為捐款之后就算是企業盡了社會責任，而忘記了，更重要的是企業在捐款之后，在捐款之外，在本身的企業活動中還做了甚么？以聯合國機構與歐盟來說，近來都將企業社會責任界定為“企業把對社會、生態的關懷整合入企業經營決策與日常營運活動中”。從這個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整合性定義來說，企業對外的慈善捐款是協助社會進行災難救助的必要手段，但卻不是企業社會責任最重要或最本質的表現。
我們把這個觀點轉換到臺灣的脈絡，針對這次洪患所呈現的臺灣環境危機，在衡量企業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責任表現時，我們這個社會最應重視的，也許該是企業是否能減少自身的生態足跡，并協助地方小區和臺灣整體社會減少生態足跡，讓生態過度負荷下的人間悲劇不再重演。
依據邁肯錫季刊2008年就企業公益慈善而對全球企業高階經理人所做的調查，顯示高達84％的企業高階經理相信，相對于5年前，如今社會期待著企業能在環境和社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其中有近四分之三的高階經理表示，企業公益慈善乃是滿足社會期待的最有效方式。我們相信，這可能也是臺灣企業高階經理人的共識，但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氣候變遷時代里的企業公益慈善？
畢竟，從災區重建到水土復育，臺灣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企業部門后續是否能憑借本身的資源和專長，在保護臺灣的生態資源上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在災區的小區重建、生態復育上做出更好的貢獻？這才是臺當局與公民社會該一致關注的焦點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