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公開提出收復臺灣的目標，鼓舞了臺胞的抗日激情。他們組織抗戰團體，有浙江的臺灣獨立革命黨、福州的臺灣抗日復土同盟、臺灣青年革命黨、臺灣國民革命黨等，許多人加入國民黨，奔赴抗日前線。

　　在重慶的臺籍志士人數漸多，組織渙散。1941年2月9日，臺灣獨立革命黨、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臺灣青年革命黨、臺灣國民革命黨、臺灣革命黨決定，解散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及所屬各團體，成立臺灣革命同盟會，發表成立宣言：“吾人咸認祖國與臺灣在抗戰建國上有不可分離之密切關系，祖國抗日勝利，固為臺灣民眾解放之唯一要素，而臺灣革命運動，對祖國抗戰亦不能謂無裨益。”臺籍志士謝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積極從事抗日斗爭，成立臺灣革命同盟會，使國統區臺籍人士組建的多個小組織統一起來，凝成合力，將臺灣的解放與祖國抗戰的勝利緊密聯系起來。這有助于臺籍志士抗日斗爭的正規化與組織化。

　　1942年4月5日，臺灣革命同盟會在重慶抗建堂舉行光復臺灣宣傳大會，國民政府中的許多高層人士參加。林友鵬呼吁，“臺灣同胞為一遠離母懷之孤兒，今彼伸手向母，要求回歸懷抱，祖國之同胞，猶忍坐視不舒一臂助乎？”黃少谷、丁超五、宋淵源、林作民等人一致認為，大陸民眾過去對臺灣情形隔膜，今后應該加緊宣傳，使民眾皆知臺灣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臺灣人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日本侵占東北四省后，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了東北四省的省政府機構。謝南光等人援引此例，認為臺灣為中國的一行省，國民政府已公開對日宣戰并宣示收復臺灣，因此，應該設立臺灣省政府或類似機構，起用臺籍志士，為收復臺灣做準備。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軍認識到臺灣在西太平洋重要的戰略價值。美國學界有人提出戰后由聯合國托管臺灣，來試探中國人民的反應。

　　臺灣不是無主之地，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任人擺布。日本的殘暴統治無法泯滅廣大臺胞心向祖國的赤子情懷。臺籍志士對“臺灣歸國際共管”極感憤激，致函美國各界，反對國際共管，闡明臺灣人民的態度，糾正國際上的謬論。

　　1943年4月17日，臺灣革命同盟會發表宣言：“臺灣一日不能獲得民族自由解放，則臺灣革命將無止期，臺灣革命倘無終止之日，則東亞已無和平可言，遑論世界和平，本會深望世界有識之士，為使實現世界和平，必須一致主張戰后臺灣應即歸還中國。”臺籍志士代表臺灣600余萬人民，強烈反對戰后國際共管臺灣的論調，要求國民政府恢復對臺灣行使主權。

　　1945年春，收復臺灣在即，臺籍志士紛紛上書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要求承擔接收臺灣的具體工作。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臺籍志士謝東閔等提《擬請中央統一和加強對臺灣工作之領導案》：“今臺灣光復在邇，發展本黨實力尤為急切要圖，謹就管見條舉辦法如左：（一）欲擴大黨之組織，宜先放寬尺度，洞開門戶，以便延攬臺人才，充實黨之干部，庶人地熟悉有利于工作之進行。”

　　8月底，臺灣革命同盟會成立“協助收復臺灣工作委員會”，擬設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組，推舉張邦杰為軍事組長，李萬居為政治組長，莊希泉為經濟組長，宋斐如為文化組長。并致函國民黨中央，請予核備。０

　　針對臺灣革命同盟會的呼吁，國民黨中央、國民參政會都有吸納臺籍志士參與復臺工作的共識，蔣介石希望陳儀接收臺灣，應注意吸納臺籍志士，如謝南光、宋斐如。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陳儀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主持戰后臺灣的接收與重建工作。

　　臺灣與中國大陸存在很大的斷層。面對一個未曾組織經營過、無草根基礎的社會，陳儀吸納一批臺籍志士，參加了接收與重建工作。臺籍志士李友邦被三青團中央任命為三青團臺灣區部籌備處主任。王民寧等代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儀式，黃國書參加臺灣軍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連震東任臺北州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長官公署參事兼代臺北縣縣長，謝掙強任臺南縣虎尾區區長，柯臺山任《臺灣日報》社長，曾溪水任臺南市區長，李萬居任臺灣《新生報》社長，黃朝琴任臺灣省議會議長，游彌堅任臺北市市長，劉啟光任新竹縣長，謝東閔任高雄縣長。

　　臺籍志士在臺灣同胞與大陸來臺的軍公教人員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盡量化解隔閡，增進了解，共建祖國的寶島。臺灣接收與重建工作任務艱巨，凝聚了一批臺籍志士的心血。（作者：褚靜濤，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